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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李奇微接替宣布退出现役、参加竞选美国第34届总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由美国陆军野战司令马克·克拉克，接任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5月中旬，克拉克到达东京接替了这一职务。
克拉克在其回忆录中说：这时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政策，“不是寻求一次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不得已而求其次。最好的办法是使僵持对共产党比对我们更不合算，打击他们的弱点，困扰他们的心志，迫使他们相信停战对他们的价值是在上涨而不会降低。”克拉克说：
我决定尽我力之所及这样的去做，心里总是记着我们在韩国作战的基本军事与政治条件，这些条件影响我的计划作为。
在军事上，我们是与共产党的次等伙伴作战，人力是他们之所长，技术是我们的优越。我不会也不能以“联合国军”的生命，一个对一个地去交换共产党人的生命……
政治上，我是以我使命的基本条件为依据，即采取守势。政府既没有授我权力，也没有给我军事资源以获致胜利，却训令我尽一切努力尽速实现停战。
克拉克到任后，根据政府给他的指示，计划了他在朝鲜的行动措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军事上，在已有的权力范围之内，我发现我可以：
（一）轰炸尚未遭战火触及之水电区，水丰水坝及发电机除外，后者供应共产党在东三省战争机器所需之大部分电力，及维持北韩之剩余工业。华盛顿保留攻击水丰之最后决定权。这些水坝与发电机之所以能获幸存，首先是因为我们在仁川登陆后，直趋北韩，希望利用它们，后来则因为停战谈判似乎即可实现之效。
（二）轰炸北韩首都平壤之军事目标，那里已有一年没有受到攻击了。我们获知共产党在那里驻满部队及存储作战物资，并把那里作为最高司令部及通讯中心。
（三）轰炸共产党的主要补给线，从平壤一直到开城，后者是共产党停战谈判代表团本部的所在地。在停战谈判的头一天，我们曾同意对有适当标志运送人员与补给至共产党停战谈判代表团本部之车队，不予空中攻击，但是实际上我们几乎已完全停止对该公路之轰炸。
（四）轰炸无数小的目标物，这些目标加起来，成为一个很可观的数量，有各种的装备，修好的车头，载重车与战车，小型疏散有掩盖的军事器材库与隐蔽的部队，以及军官训练学校等。
另有其他四项挑战性的行动，不完全是军事性质的，我相信我可能获得允许去实施它们。
（一）释放反共战俘，尤其是韩国人……
（二）假若事态变得很明显，停战谈判没有进展，而共产党只利用谈判作为一个宣传的论坛时，我希望以眼还眼，有权停止会议。
（三）建立大韩民国之陆军，使它成为一个较大及较有效率之战斗部队。
（四）请蒋总统派两师陆军到韩国来参战，向共产党表示我们的决心。
我完全赞同这八项措施，因为我相信惟有借有力的行动，才能使共产党同意一项美国认为光荣的停战。我也不真的希望这些行动的本身已够使共产党屈从，但是它们至少使共产党明了我们已准备采取有力行动，因为有力行动才是共产党所了解的唯一事物。
克拉克的八项措施，除请蒋介石军队到朝鲜作战一项始终未得到批准，和加强南朝鲜陆军一项晚些时候被批准外，其余均迅速得到美国当局的批准，并允许其轰炸水丰电厂。
根据被美国当局批准的克拉克的行动措施，美方代表在谈判中，拒绝讨论他们所谓“一揽子”方案以外的任何提议。5月22日，美方代表陆军少将威廉·哈里逊接替乔埃任美方首席代表，其在谈判中更是一种流氓无赖的表演，要么到会一言不发，甚至在会场打瞌睡，要么一到会就提议休会3天，甚至不待朝中方面作出答复，便退出会场。实际上在美方战俘营控制下的朝中战俘，在美方用法西斯手段的“甄别”下，也不止7万人愿意遣返，美国人写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的前线》一书中说，“6月底，最后一个战俘营的审讯工作结束，总共大约分离出83000名遣返者”。对于是否向朝中方面公布这一新数字，美国五角大楼和“联合国军”总部有许多考虑，但“华盛顿的首脑为了避免日后由中立国出面审讯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他们最后也会同意公布数字”。于是，7月13日，美方将这一新数字通知了朝中方面，在83000人中，有朝鲜人民军战俘76600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6400人，并声称这是美方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更改的方案。
在此之前，克拉克为了配合停战谈判，则按其制定的军事行动措施，对朝鲜北方实施了一系列大轰炸。6月23和24日，美军出动飞机对水丰电厂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仅23日就出动飞机305架次，投下炸弹145吨；7月11日，出动飞机1250余架次，对平壤实施了一天的疯狂轰炸（8月29日，出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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