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1400余架次，再度对平壤实施一天的疯狂轰炸）；这期间，还对其他城市和工厂区等数十个目标，以及从平壤到开城的交通线进行了轰炸，企图以此压迫朝中方面接受其关于战俘遣返的方案。与此同时，不经双方谈判协议，美方还单方面释放了2.7万名由美方收容的朝鲜平民，朝中方面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和谴责。
本来朝中方面为打破战俘问题谈判的僵局，于7月3日，对遣俘问题提出了新的方案，即“双方所俘获的外国武装人员即‘联合国军’或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应全部遣返回家；双方所俘获的朝鲜武装人员即南朝鲜军或朝鲜人民军的被俘人员，其家在原属于一方地区者应全部遣返回家，其家在收容一方地区者，可以允许其就地回家，不必遣返”。朝中方面甚至考虑，如果美方真愿停战，那么在其承认收容的11.6万战俘中，至少应提出遣返9万上下的数字。“这个数目虽还不是全部遣返，但已经是绝大部分遣返。”“我们准备与其达成协议，而将其余两万多人保留到停战后继续解决。”但美方对朝中方面的方案不屑一顾，竟以其空军优势向朝中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并提出了所谓最后方案。在美方的这个方案中，遣返朝鲜人民军的人数占应遣返人数的近80%，而遣返志愿军的人数则只占应遣返人数的32%。
当李克农将美方13日的方案电告毛泽东并请示我方对策后，毛泽东、周恩来经两日考虑，由周恩来起草了以毛泽东名义致金日成并告李克农的电报，指出：“此间同志一致认为在目前接受敌人这一挑拨性引诱性的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并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之后接受，显然对我极为不利。”“故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我们不能因此一着错而满盘输。这个电报于7月15日发出。
同日，毛泽东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电告斯大林，并指出：美方宣布的遣返人民军和志愿军战俘的数字，“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中朝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拨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16日，斯大林复电，认为“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这期间双方参谋人员草拟了朝鲜停战协定草案，共5条63款，至8月5日，除其中第51款，即“本停战协定生效时各方所收容的全部战俘须尽速予以释放与遣返”。
的规定，由于美方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企图扣留朝中被俘人员，而未达成协议外，其余已全部达成协议。
8月15日至9月22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主要讨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这期间多次与斯大林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9月初，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也前往莫斯科，中、朝、苏三国领导人共同讨论了朝鲜的形势和停战谈判问题，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从7月下旬开始，美方代表由每次到会提议休会3天，变成每次到会提议休会一周。美国五角大楼授权克拉克和哈里逊，“假如他们俩人认为有必要，只要时机成熟，随时可以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休会”。9月下旬，杜鲁门写给克拉克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希望“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提案，必须“措词最强硬不留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共产党不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将无限期休会，最重要的是“不能减少军事压力”。
9月28日，哈里逊在谈判会上作了最后摊牌，宣布了经杜鲁门批准的“自愿遣返”战俘的三种选择：①将所有战俘送到非军事区，由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和联合军事代表团，对他们审核后作遣返处理，他们愿到拘留一方，可以允许。②将愿意遣返的战俘进行交换；将不愿遣返的战俘分批送到非军事区，由非参战国代表审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合军事代表团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监督这一行动。③将愿意遣返的战俘进行交换；将所有不愿遣返的战俘送到非军事区，不必进行甄别，在军事管辖范围之外的地方释放，由他们自由选择去向，这一行动可在军事或非军事观察员监督下实行。然后哈里逊建议休会10天。
事实上美方提出的这三种选择纯属欺骗，因为在美方控制下的朝中被俘人员，在美方用法西斯手段的“甄别”下，根本不可能表达遣返的意愿（这在停战后的遣返中更得到了证明）。在10月8日的会议上，南日根据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给代表团的发言大纲，对美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三种选择作了揭露和驳斥，提议在停战后将所有战俘送到非军事区由对方接管，然后对战俘进行访问，按国籍、地区进行分类和遣返。但美方代表对这一努力不予理睬，哈里逊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把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