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著的、突然的、更广泛的变革。
邓在1966年和1976年被解职都表明了对他政治远见的否定，至少也是暂时否定。然而，从邓的思想中无法找到有关他经历的详细解释。事实上，很明显思想体系从来都不是党内派别活动的唯一决定因素。有些领导人根本不清楚思想体系、政策或派系和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领导班子的变化可能引起政策的变化，但派别活动几乎并不是只以政策为基础的。事实上，同属一个派别的成员甚至可能并不持有同样的思想观点或政策选择。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和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显明的命运对比。在这两个人中，邓和毛的关系更密切，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们俩的关系大约已有30年的历史了。陈云和毛的关系尽管也好，但根本算不上密切。在50年代的辩论中，陈是反对毛的发展观点的主要代言人——有时是唯一的代言人。邓往往也有不同意毛的观点的时候，但决策一经作出，尽管他也有保留意见，但他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有时还热情地发言。而且，他对毛个人的忠诚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人都受到了批判，但邓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
似乎忠诚关系比政治见解更能决定某些领导人未来的前途。在个别人的经历中形成的忠诚关系把他们和某个特定的领导人或同事结合在一起。正如本章中下一节也就是最后一节所提出的，邓成功的一个主要秘密是他的忠诚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年龄对他的成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16岁受到政治的影响，开始和中共初创时的一些领导人交往。在那之后，由于参与各地各方面的党务工作，他建立了各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为他日后直到他退休提供了广泛支持。所以，邓和其他领导人不同，如果一些人不支持他，他总是能够找到另一些支持他的人，尤其是当他被卷入到任何一种形式的斗争中时。建国时他的年龄是领导班子中较年轻的一个，由于他年轻，因此与其他大部分战争年代的幸存者相比，他能够在共产党内度过的时间更长、经历更丰富、工作更有活力。邓似乎并不像毛和周那样有明显过分的雄心。然而，他除了是一名极好的政治组织者之外，还是一个极其能干的政治家，他用双手抓住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机会。
争论与人际关系
说邓有一段争议的生活经历，这种说法对他来说不合理，也不是这本传记的目的。然而，他在党内外的斗争有亲身的体验。他曾多次受到过纪律处分，众所周知他在1933年、1966和1976年被正式免职，无论是他自己受批判，或者是受他人牵连而被批判，在他的生活历程中总有许多插曲，这些插曲总是有点模糊不清。这一节的要点是指出邓生活中的一些插曲，并解释他个人的政治关系和他过去新交往的人是怎样帮助他克服困难的。当然关于这些事情，还没有打算提供任何的判断——最终的或其他的判断：很明显，当这些事情是一些当代政治生活中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时，解决是很困难的。这一节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整个传记的许多部分都不得不以推测或人所共知的设想为根据。更确切地说，其目的是要突出邓的生涯中容易能引起争论的一些事情。这样，既可说明在传记后面出现的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又可从一个更广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些事情。
假定在1931年早期对邓的支持，是来自上海中共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周恩来的话，那么这似乎是合理的。周曾在1924年吸收邓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们俩不仅工作关系很融洽，而且个人关系也很密切。按照邓的话来说，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个兄长”。⒆当邓在1927年离开冯玉祥的部队南下时，周又让他到汉口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在那儿他在另一位也曾留学巴黎的党的积极分子李维汉的手下工作。当中共中央委员会迁到上海时，邓和李还有周也都去了上海。邓榕对周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与邓和他的新婚妻子张锡瑗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亲密关系作了生动的描写。⒇
1933年发生的事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1931年，邓随着中共中央委员会也到了中央苏维埃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发现自己成为苏维埃边区所辖三个县的党委书记，当时那儿共产党的统治还不稳固，其中寻乌县曾是毛泽东在形成他的动员农民思想的过程中调查过的一个地方。不管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是由于党内的争论，使邓从毛的思想中体会到了更多的道理，所以邓和毛站到了一起。由于在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中丧失了寻乌及周围地区，邓被指责为失败主义，另外的三个人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和纪律处分。(21)肯定是历史混淆了邓应负的责任。
给予邓明显支持的那些人有：毛泽东。事实上，毛对邓小平的信任可以追溯到1933年这个时候，因为毛泽东才是那次运动的真正目标，而不是那些被打倒的所谓“罗明路线”的毛的追随者们。除了和毛之外，邓还能依靠其他一些人，这些人是他在党的活动的早期结交下的朋友。尤其是王稼祥，邓和他初次结识是在莫斯科，那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