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行动。这次行动为邓重新复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的平反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经济现代化得以展开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政治关系
邓小平能够几次被打倒又几次复出，往往使外国的评论家们感到困惑。面对这样一个明显不可思议的人，一些人提出的解释是邓只是一个行政官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能够而且也愿意和几乎任何人一起工作。比如，比德斯基说“他不是伟大的政治空想家，他是一个调停者，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改革者。”⒀无疑邓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他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正如已经显示的和后来清楚表明的那样，虽然他可能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空想家”，但他对未来确实有一种相当明确的政治远见。对邓的这种大起大落的政治经历，可以从中共政治领导的特点中而不是那些有关邓的文件档案材料中找到更多合理的解释。
中共领导层内的斗争及解决的方式具有其自己的特点（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中国的清洗在涵义上与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沿用的那种血腥的清洗截然不同）。⒁实际上，尤其是在毛统治中国政治的时代，领导层的斗争经常导致暴力和致人于死地，但在50年代前，中国的传统并不是这样。尽管在毛的统治下这种传统多少有点改变，但是，领导干部能够被逼迫接受再教育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始终是中国式清洗的出发点。
无论是否完全由于这种原因，显而易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原先共产党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和解放军的领导人，周期性的失宠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明显，邓小平的情况是最引人注意的，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因为各级领导层中的绝大部分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还在位，但在1966—1968年间被打倒了，到1978年又都重新回到了至少与以前同样高的职位。“大跃进”开始时打倒了一些干部，原因是由于他们公开反对或被怀疑反对毛泽东思想。到60年代初期又恢复了这些干部的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干部又被撤职，在70年代初期或末期这些干部再次恢复职位。⒂从1949年到70年代末期极不稳定的中国政治生活，总是相应地配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这里的领导不是指某些具体的个人，而是指一个领导集体。在那些年里，每四五年就换一次，随着每一次变化而产生的不仅有新的政策，而且有新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变动。但是，在一起扛过枪，打过仗，在1949年夺取天下的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只有当生理和政治因素都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时，在1985年才开始放弃他们手中的权力。在此之前，领导班子的调整几乎没有吸收年轻的或有着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正是那种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出的吸收新鲜血液给领导班子注入新的活力的模式。⒃
对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解释是由于1949年时中共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当中共夺取政权时，它的领导人在中国或世界上来说都是相当年轻的，比如，毛是最年长的之一，才仅有56岁，邓是45岁。因此当时他们不需要培养接班人，也没有一个领导层的新旧梯队建设的全面规划。到了大约17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正如毛明确说过的那样，虽然培养接班人是非常必需的，但这个问题被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淹没了。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之外，主要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这个问题的解决。
另一种解释认为接班人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中共内部的派性和地方主义。⒄中共的领导层往往是高度集中的某一派系组成的。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们在一起进行互相保护和互相帮助。派别组织是由于忠诚关系、生活背景、友谊、思想观点，对某些具体政策性问题或个性的看法等因素形成的。然而，共产党内的派别活动是极易变化的，不像日本自山民主党内的派别活动那样制度化和有高度的组织性。由于传统的和当代的原因，高度的统一和团结，成为中共领导的一贯作风。中共继承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的是在西方不可想象的那种以和为贵。同时，中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儿得到的遗产是，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真理的唯一正确的解释者。
由于派系活动的纵横交错，复杂多变，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因此使得一件事的决定变得很难，即使是在中央政治局这样小的范围之内也是如此。⒄与个人之间有必要建立某种联盟，但由于没有人想自找倒霉，所以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在毛统治中国政治的时代，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对站在“错误”一边的惩罚往往是相当严厉的。在领导层内部有一种维持现状的内在倾向。通常情况下变革是以试验性的和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并且还要在察觉不到权力平衡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给领导层巧妙地施加压力，然而，随着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个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个可察觉到的外来的威胁，或者领导层自己内部由于有人去世或得了重病而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会迫使领导层做出某种决定，于是很快地会激发起派系组织的重新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