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都是学生。当邓被下放到中央苏维埃地区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时，正是王帮助了邓，给他在红军总政治部找了个工作，并很快成了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他就是在这个职位上开始了长征，在周恩来的推荐和毛的支持下，他参加了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22)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邓和毛泽东的关系既复杂又难于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的历史的修订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无法知道。“文化大革命”前，邓被看作是“毛的人”——是忠于毛的、最受毛信赖的和最能干的毛的追随者。当邓在1966年成为“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时，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自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中央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前那些年的历史问题做出了一个标准的解释后，有人曾试图把邓和毛区别开来，尤其应该区别开来的是自1957年以来毛的一些政策的糟糕的过火行为。
邓在“文化大革命”前走过的路表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个人关系的重要性，毛对邓的态度明显是很重要的。毛曾多次表露，他没有用对刘少奇和其他反对过他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邓。1972年，毛尽管没有原谅邓的“严重错误”，但也指出他“没有历史问题”。(23)可能是他们1966年之前如此长期的亲密关系促进了邓的复职。邓与周恩来早先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邓1973年复职后，两人在工作上一直亲密合作。此外，在70年代初期，中共领导层内的人员组成中，来自抗战期间太行区的邓的同事和部下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73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16名成员中就有6名是来自八路军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老干部。(24)
邓在1976年被解职和在后来的1977年复职似乎是70年代中期中共高层的两极分化所导致的。当时的毛泽东是在别人的控制下，不能正常地行使职责，还是他本人犯了明显的错误，这一点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然而到了1975年，邓提出今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结果时，很明显并不是他一个人在作那种努力。1976年1月他被解除了所有职务，***事件为他的正式免职提供了借口。这时邓受到了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的保护，被送到广州军区，当时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在毛去世和逮捕了“四人帮”之后，邓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是一个胜利的标志，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活动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的结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领导层中，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邓小平退休这段时间内仅仅有87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1966年之前，战争年代同甘苦、共命运的经历减缓了政治斗争所带来的残酷后果，使人普遍感到有一种“大家庭”的温暖。在邓小平的经历中，这种“大家庭”的感觉和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性结合更为突出。在中共和它的领导班子内部也有些人和邓的关系很不好——林彪和江青就是明显的例子。
注释——
①作为“最高领导人”，邓提出辞职在时间和实际的执行中还有点模糊不清。在1980年提出了让邓担任中共主席的职务，但是邓拒绝了。胡耀邦在回忆中说，在那以后中央所有的人都认为邓是政策的“总设计师”。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据报导赵紫阳指出：作为“最高领导人”邓提出的辞职更准确地说是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始的。赵还说：“总设计师”这个称呼不是为了好听，而是在政策的最后决定过程，邓确实发挥实际的作用。
②在1986年，邓还被提名为同样的荣誉的称号，正如派伊报所指出的那样，有两次介绍性的文章没有把他们所赞誉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邓小平本人联系起来。见：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载在《中国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第416页。
③邓在莫斯科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张锡瑗，1928年在上海，他们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结了婚。张锡瑗在1930年生孩子时死了。当时邓小平正在广西工作，正好在张锡瑗死的时候他回到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广西的情况。1931年，中共中央撤到瑞金时，邓和金维映一起乘船离开了上海，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他们结了婚。邓在1933年受到李维汉的批判后，阿金和他离了婚，嫁给了李维汉。这引起了人们的猜测，认为邓和李之间达成了某种交易：以妻子作为交换的代价，邓也许受到较轻的处罚。（江直锋：《王牌处境的中南海桥局》旧金山，民主中国书林，1990年第43页）虽然这完全是有可能，但一个更有理的解释应该是阿金要离婚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邓的失宠给她带来的牵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邓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经历表明，当时完全可能是邓为了保护他的妻子，主动提出了离婚。显然，邓是通过同事的介绍和他的第三个妻子相识的，他们俩结婚后，共同生活了50多年。（根据一条消息来源见杨中美：《胡耀邦传》纽约，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