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的大红布，红布上吊着一串串招揽生意的牙齿。到处都是家禽和猪，还有狗，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野狗，它们什么地方都敢钻，猛不防被什么人踢了一脚，乱窜着大声尖叫。乞丐多得让人不敢相信，随处可见乞讨者突如其来伸过来的脏手。一个没有脚的穷人，用双手撑着地走路，他艰难地移动着，头顶上还有一个窟窿，已经发炎了，还流着血和脓，在窟窿旁边胡乱抹着香灰。当哈莫斯停下步来，注意着他头上的血肉模糊的窟窿时，那穷人一把拉住了他，怪声怪气地喊着：“行行好，给几个钱吧！”
跟在知县身边的随从用不着招呼，立刻如狼似虎地扑向那可怜的没有了脚的穷人。要不是哈莫斯出于同情的喊了一声，天知道嚣张惯了的随从们会干出什么事来。哈莫斯从钱袋里掏出一把铜钱，放在那只因为用来走路而变得肮脏不堪的手上。可怜的穷人千恩万谢，只差趴地上给哈莫斯磕头。哈莫斯的行动顿时招来成群的乞丐，不由分说地便把哈莫斯和张知县死死地围了起来。被隔在乞丐外面的随从们不知所措，当他们听见张知县咿里哇啦大叫时，连忙不顾一切地拨开人群，冲进来为哈莫斯和张知县解围，混乱中，哈莫斯的钱袋差一点被一个小孩抢走。这场从天而降的混乱，给哈莫斯带去的一个重要启迪就是，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这场革命就是将要发生的结束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似乎给哈莫斯带来了一连串的机会。哈莫斯曾经受雇于美国纽约一家钞票公司，这家公司以印制钞票而闻名，它不仅印制美元，而且为各国政府承办印刷纸币的业务。由于哈莫斯把自己在中国的能耐吹得天花乱坠，钞票公司相信通过哈莫斯做中间人，能和即将倒闭的清政府签定一笔印制大宗钞票的合同。这笔定货被哈莫斯描述为是“一亿”，也就是印刷一亿张中国钞票。钞票公司为此在哈莫斯身上大下赌注，他们不仅先为哈莫斯预付了丰厚的定金，而且还许诺日后将支付给他百分之二的佣金，哈莫斯毫不含糊地将钞票公司预付给他的定金，用于购买一个掮客向他推荐的文物和古董，他原先希望靠到手的文物古董捞上一票，可结果他买到全是假货。
这一次，哈莫斯没有将到手的假货卖给西方的古董商，他别出心裁，毅然将这批所谓价值连城的假文物古董，以及自己写的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文章，捐献给了伦敦的一家专门收藏东方文化精萃的博物馆。哈莫斯的义举使他名声大震，因为博物馆对于能骗过像哈莫斯这样精通中国文化的学者的赝品，根本不可能识别出来。与哈莫斯同时期的许多东方学者，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他们事实上都处于幼稚的儿童时代，就其学识来说，他们要比哈莫斯差上一大截。在伦敦大学里的一些汉学家，大部分甚至连中国都没去过，这些自以为已经了解了中国的汉学家们，在博物馆里看了哈莫斯捐赠文物古董，纷纷著书立说，迫不及待地发表文章，对这批稀世珍宝大加赞赏。一时间，哈莫斯成了无冕之王，成了伦敦汉学家们公认的当代最杰出的汉学家。
革命即将来临的启迪，给了哈莫斯一个最好的摆脱困境的借口。他回到了衙门，开始给他所受雇的那家美国钞票公司写了封长信，哈莫斯谎称自己作为代理人，在正式和中国的财务大臣签字前的一瞬间，预感到了清王朝的毁灭，他及时果断地撕毁了已经进行到一半的合同。这么做，对于即将入土的清王朝似乎有些太不恭敬了，但是他毕竟使钞票公司避免了一场巨大的损失。“这是一个由三岁小孩子把持的朝廷，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为了百分之二的佣金，而忘记了我所代表着的公司的利益。我们不能在这个几乎已是一具尸体的政府身上贸然下赌注，”哈莫斯在信中振振有辞地写着，“和一亿张作废的钞票相比，我们过去所下的那些投资，实在算不了什么。”
两个月以后，也就是在美国钞票公司收到哈莫斯去信的第三天，辛亥革命打响了第一枪。将信将疑的钞票公司既心疼在哈莫斯身上的投资，又庆幸总算没有签下那笔可能造成公司巨大损失的合同。公司已经察觉到哈莫斯可能是个大骗子，在下一步是否继续委托哈莫斯和新成立的中国政府签定合同，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他们决定不采取秘密代理人的办法，而是派人公开和中国的新政府交易。新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比已推翻的旧政府更加混乱和没有秩序，先是南北政府对立，紧接着又是二次革命，然后就是袁世凯想当皇帝。美国钞票公司临了弄明白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哈莫斯叙述的所有故事纯属子虚乌有，什么财政大臣，什么印制一亿张钞票的订单，根本就不存在。
当美国钞票公司在真相大白以后，决定对哈莫斯提出起诉的时候，哈莫斯却早已经又以军火商的身份，在中国的东南省份行起骗来。他在准备起事的革命党人中活动，以赞成倒袁的姿态准备卖军火给急需武器的革命党人。发财的梦想折磨着哈莫斯，他暂时地放弃了自己正在从事的中国文化研究。对于一位十分迷恋这一领域里的研究的汉学家来说，这种放弃给哈莫斯带来了巨大的烦恼。为了能更快地继续埋头从事自己心爱的研究，哈莫斯越来越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