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煞

    人不知其可而已独知其可，就力排众议去做而终于获得成功的，也是真正的冒险：哥白尼的创立地动说，马丁路德的反对天主教。

    在真正的冒险中，一个人可以经历到许多平常人所经历不到的快意事。他可以从它上头来测定自己的勇气、毅力、意志与智慧。换句话说，他可以从它上头来认识自己，鉴定自己。所以事情在他人的眼光里，是行险侥幸，是轻举妄动；而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则是快事，是乐事，是应该和必然的事情。

    爱狄须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文化出版社

    1.哈莫斯和《梅城的传奇》

    哈莫斯的《梅城的传奇》，可以说是他浩翰的著作中，最不重要最没有影响的一本书。这本小册子一样的图书，迄今为止，还能在世界上一些大的图书馆里见到，主要原因是哈莫斯享有的汉学家的声名。梅城这座城市在西方小有名气，显然也和《梅城的传奇》这部书有关。事实上，哈莫斯留下的著作中，《梅城的传奇》是他写的唯一一本关于中国某个城市的纪实故事，书中还能隐约见到他早期当《泰晤士报》记者时的笔调。由于几十年来，哈莫斯一直亲眼目睹着梅城的变化，尽管他掺和了许多夸张的文字，运用了太多的想象，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谈到梅城的历史，《梅城的传奇》仍然不失之为一部经典著作。

    在轰动一时的教案发生不久来到梅城的哈莫斯，只是一位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小伙子，精明强干野心勃勃。作为《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哈莫斯不仅向西方世界报道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而且由于《泰晤士报》的特殊地位，是许多英国人了解东方的窗口，哈莫斯的观点有时会直接影响大英帝国的对华政策。和许多对东方有兴趣的西方小伙子一样，出生于平民阶层的哈莫斯，最初的想法是去印度探险。很显然，哈莫斯最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的原意只是希望自己今后能在外交方面谋个良好的职位。

    年轻时代的哈莫斯有些好高骛远，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考进了英国一家挺不错的大学学习医科，然而就像他后来在外交方面没有任何前途那样，他在医学上的成就也是一无所取。在一次毕业考试中，由于他建议用过量的药物治疗梅毒，遭到老师的痛斥而被迫中断学业。哈莫斯总是过分地运用他的聪明才智，以致于本来无可挑剔的聪明才智，也会常常成为他不可饶恕的缺陷。无论是他的母亲，还是他一系列的老师，以及他后来在《泰晤士报》时的上司，都不止一次地提醒他不要过分地表现自己。哈莫斯似乎永远自以为是，他情绪化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考虑任何后果地采取所有的行动。去印度的念头被打消以后，哈莫斯进了《泰晤士报》，虽然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外交家和传教士一样，受过为了日后在中国发挥作用而进行的培养和训练，但是凭着小时候就有的一种对新闻工作的模糊向往和冒险精神，他毅然接受了去中国当特派记者的差事。事实证明，哈莫斯一度曾经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新闻记者。

    哈莫斯最初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报道，曾经引起过广泛的影响。他的冒险精神获得的许多独家新闻，使得他名誉迅速传开。然而他的冒险活动有时被证明是十分莽撞，不止一次他陷入过差一点丢失生命的险境。除了梅城教案，在他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期间，几乎发生在中国的每一桩教案，为了能够尽可能准确的报道，他都赶去调查过。他亲眼目睹了世纪末中国人的仇教情绪，从一开始就明白，古老和落后的中国根本不欢迎他们这些金发碧眼的洋鬼子。

    在中国的西南省份贵州，哈莫斯不仅没有得到梅城储知县那样的隆重欢迎，而且差一点自己就成为反洋教的牺牲品。事情的发展简直不可思议，在他离开采访的一座小镇去县城的第二天，小镇的所有传教士及其家属，都被不明身份的蒙面人，杀得一干二净。一名传教士被剁去了手脚，装在了一个盛酒的大坛子里，然后像保存标本那样，用本地最好的一种白酒腌制起来。随着传教士在中国的特权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挡，迅速成为一支足以可以搅动中国社会巨澜的政治势力，反洋教的活动也越演越烈。尽管中国政府对越来越多的反洋教的暴徒，严惩不贷格杀勿论，发生在各地的教案像雨后春笋，接二连三地冒出来。

    作为一个奉行殖民主义的英国人，哈莫斯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大英帝国的利益，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他总是如实地报道事实，而且不仅仅是从局部角度来审时度势。哈莫斯能够像极少数优秀的新闻记者所能做到的那样，以历史家的精确性，以政治的先见之明，来很好地履行他的职责。在伦敦的一家博物馆里收藏的给上司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情绪永远也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我酷爱陈述事实的科学的准确性，并且绝对不受一切情绪上的或私人考虑的干扰。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说出我相信的真实情况，但我也没有忘记你曾向我引述过的话：说出真实情况并不总是好的。”

    用充分的理由相信哈莫斯在这封信中，说的是实话。作为新闻记者的哈莫斯和后来成为大汉学家的哈莫斯，在对于什么是真实的态度上，采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