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态度。显然，过分强调“陈述事实的科学的精确性”，反而使他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前途受到了伤害。哈莫斯的文笔简明扼要而且流畅，他善于在适当的地方，恰到好处地进行煽情，因而他的文章在《泰晤上报》上发表的时候，曾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英国公民在一段时间内，正是通过哈莫斯的报道，来了解他们所不熟悉的古老中国发生着的一切。当《泰晤士报》上有关中国人强烈的仇教情绪被如实报道以后，哈莫斯的上司不得不向他发出警告：“我们不能让所有的英国人都在想，中国人仅仅只是仇恨我们。我们必须让读者明白，我们英国可能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正在这么做。我们应该让英国人明白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已经找不到哈莫斯怎么答复上司的原信，但是从另一封他寄给朋友的信里面，我们可以猜想出生性梗直而且绝对迂腐的哈莫斯，是怎么样得罪了他的上司。哈莫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大英帝国究竟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等于什么也没干。中国人仇恨我们，仇恨他们眼里见到了的一切洋人。确切地说，中国人接待我们，不是因为他们欢迎我们，而是他们害怕我们。”对传教士在中国的作用，哈莫斯也在这封信中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我们西方人信奉的上帝，和他们毫无关系。如果我们一定要落后的中国人接受上帝，最简单不过的办法，不是传教，而是派出更庞大的舰队。”哈莫斯认为在精神上，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是打不垮的，大英帝国没必要为自己所不能征服的事情劳民伤财。
情绪化的哈莫斯很快被他的上司认为不适合继续从事记者工作，过分追求“酷爱陈述事实的科学的精确性”，和情绪化地对英国的对华政策妄加评论，客观上都对英国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伤害。不少英国人对派传教上去中国传教的行为表示不理解，为传教士在中国的遭遇表示愤怒，他们给报社写信，要求立刻派军队前去教训野蛮的中国人。哈莫斯的报道，无意中煽动了英国人的侵略野心，在相当一部分的英国人的眼里，古老的中国实在不堪一击。在不久前发生的两次被中国人称之为鸦片战争的较量中，根本不是对手的中国人似乎还没有明白他们应该怎么样俯首称臣。唯一能让迟钝的中国人能明白过来的简单做法，就是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让中国和同样是古老的印度一样，彻底地沦为殖民地。
尽管哈莫斯处处小心翼翼地为大英帝国的侵略行径辩护，他不止一次把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归结到其他的帝国主义身上，但是他最后仍然被《泰晤士报》解除了聘约。多少年以后，哈莫斯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还是改变不了从大英帝国的立场上，来看待中英关系。在他眼里，对于中国来说，外国人的确对他们干下了非正义的行为，但是干了坏事的，不是英国人，而是其他帝国主义列强，譬如日本人，譬如俄国人和德国人。如果英国人确实做了什么伤害中国人的事，他们只是程度轻得多的罪犯。当哈莫斯已经五十岁的时候，一位来梅城避暑的传教士在一次和他的谈话中，谈到英国应该拿出一部分中国的赔款，用于弥补英国曾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应该像美国人那样，拿出些钱来，实实在在地办几所大学或者医院什么的。哈莫斯听了不禁勃然大怒，他忿忿地喊着：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我不能接受我的国家曾对中国做了许多伤害的说话。要我说，如果说确实做过任何坏事的话，那么，我们所做过的好事要多得多。”
哈莫斯始终坚信大英帝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给中国领土完整带来伤害的是俄国和日本，但是就算这是一种伤害，也同样促进了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觉醒。西方加上日本对中国地军事入侵文化入侵经济入侵，从结果来看，都是行之有效的把处于垂死境地的中国，从一个昏庸的老太太的手里解放出来。“中国古代的一位圣人曾经预言过，‘这个国家将毁于一个妇人之手。’这个伟大的预言不幸言中，”哈莫斯把中国的一切失误归咎咸丰皇帝的遗孀。正像他在一篇文章中所描写的那样：“这个老妇人为所欲为，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在她的治理下，变成了一锅人类的大杂烩。”
被《泰晤士报》解除了聘约的哈莫斯一度十分潦倒，这时候，正是他对古老中国文化产生极大兴趣的初级阶段。他勤奋地学着中文，在中国各地旅游，广泛结交各界中国朋友。总之一句话，他突然之间对中国入了迷，以致于他发现自己即使是毫无经济来源，也不愿意再回到他的祖国去。他开始给西方的各大报纸写稿，内容不仅仅是限于租界的生活，从北京的洋人居住的大饭店，到上海天津的俱乐部和鸡尾酒厅跑马厅，以及教会的院落外国军官的食堂和铁路卧铺的包厢，哈莫斯直接记录了当时活生生的中国，在他的笔下，中国官场的腐败，南方城市的繁荣和虚弱，边远地区城市的落后，尘土飞扬或一片泥泞的道路上的骡车，路边肮脏不堪的小旅馆里的卖笑女，待决的囚犯和亡命的土匪，封疆大臣和候补知县，街上的地摊当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