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煞

    胡地的早逝，似乎存心想显示一下，一个非同凡响的人死了以后，他所获得的荣耀，究竟可以达到什么地步。他逝世的消息刚刚传出去，雪片一样的信函便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梅城仅有的一家电报局，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仍然来不及将电文及时翻译出来。各界权贵名流都来电吊唁，上至蒋主席，也就是不久前的蒋总司令，不久后的蒋委员长以及后来的蒋总统，下至本省或邻省的省主席，从正当权的新贵，到已经下台失势的旧人，反正只要是曾经名重一时的人物，不是致电便是亲手写了挽联寄来。在电文中，最有趣的是英国领事的来电，因为是用英文写成的，只能认识几个英文字母的电报员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也不曾弄明白电文究竟说了些什么，于是他便按照自己的想法，不管三七二十二，胡乱地诌了几句。

    灵堂里挂满了挽联，各界名人的字挂得到处都是。在这些名人中，有不少是已经被推翻的北洋政府中的要人，有两位大总统，一位是徐世昌，一位是曹锟。有大名鼎鼎的执政段祺瑞，三位大帅吴佩孚、孙传芳和张宗昌，少帅张学良，督军齐燮元和赵镜。还有再往前的前清提督李准，状元张謇。给人造成的错觉是，这些曾经在战场上打得死去活来的冤家对头，在胡地的灵堂上不记前嫌握手言和。不过这些旧日权贵幸亏不是亲自光临，否则凑到了一起，一言不合，又一次真打起来也说不定。当然，最能给胡地面子的，无疑要数挂在显要位置的蒋主席的挽联，这幅由人专程护驾送的挽联刚到达梅城，立刻将吊唁活动推至高xdx潮。许多已经到胡地家去慰问过的人，为了亲眼目睹蒋主席的墨宝，再次涌到胡地的灵堂。

    没有人对蒋主席的真迹表示怀疑，除了一名曾在南京见过蒋主席手迹的人私下对人说过：“怎么蒋主席也写起行书来了？”

    胡地的丧事操办得甚至比他设想的还要好，早在垂危之前，胡地就向别人表达了他想在死后很好地风光一下的愿望。“人活一世，死就只有一次，既然只有一次，就不应该太马虎。”胡地对自己的葬礼有过非常具体的设想，在他的晚年，不惜花巨资和各界的名人交往。胡地的好客和乐意大把花钱的名声，很快传了出去，那些失意的正做着寓公的昔日权贵，像洋人一样纷纷赶来梅城避暑。因为有了胡地的缘故，梅城中的普通老百姓，不再是只能在报纸上见到那些大人物，人们不仅知道了那些大人物的高矮肥瘦，甚至知道他们的嗜好，知道他们喜欢穿什么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

    胡地生前的富贵以及死后的荣耀，和他早年经受过的苦难，形成尖锐的对比。多少年过去以后，人们注定还将向他们的子孙谈论胡地辉煌的葬礼。胡地的丧事成了梅城四周穷人的节日，从开吊起，一直到出殡结束，四乡的穷人蜂拥而来，兴致勃勃地享受免费供应的宴席。从胡地家的大门口一路延伸出去，到处都排着八仙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人坐满了就开席。在大办丧事的那几天，全城的厨师都被聘来掌勺。屠夫杀了无数头猪，好几条牛，几十头羊，鸡鸭鹅不计其数。整船的鱼虾从乡下送了来，还有整船的时鲜蔬菜，整船的米酒和那种酒精度高得火柴一擦就能烧着的烧酒，整船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除了数不清的人赶来吃白食，还有数不清的人赶来找活干。有时候干活的正巧就是那些吃白食的，因为吃的人实在太多了，人们不甘心排着队苦苦死等，索性组织起来自己动手。

    梅城从来也没有像胡地刚死的那几天那样生气勃勃过，人们奔走相告，专捡能占便宜的地方钻。浴室虽然临时涨了价，但是人们可以用记账的方式，先跳到池子里把澡洗了再说。结果大浴池里的热水，很快成了又稠又臭的泥汤，用不用肥皂全都一个样。对一年都洗不了一把热水澡的穷人来说，这绝对是做梦也不会遇到的美事。也许一千年都不会出现的奇迹，偏偏由于胡地的丧礼而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到外都可以赊账，因为胡家总管事郑重其事地宣布了胡地的口头遗嘱，凡是前来参加胡地葬礼的客人，不管贫贱无论老幼，所有开支，一概胡家负担。换句话说，到葬礼结束以后，老板们只要拿着客人们签过字的账单，便可以找胡家报销。

    “像胡地这样的家伙，要是每年都能死一回就好了。”人们不无遗憾地说着，对转眼就要结束的丧事依依不舍。

    在这盛大的节日里，妓院是唯一不能赊账的地方。尽管吃饭可以不给钱，乘车坐船可以不给钱，洗澡住店甚至拿商店里自己看中的东西，只要签上自己的名字或是按上一个手印就行，梅城的老百姓依然保持着最后的淳朴。即使那些唯利是图的老板们，也没有因为有大笔捞钞票的机会，丧心病狂把事情做得太绝。老板请了中人监督赊账，目的不是害怕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梅城人，会多拿铺子里的东西，既然生意做红火了，多拿一些无所谓，老板请中人只是为了日后和胡家结算时，多一个有力的证人。因为那些识字的人可以留下尊姓大名，而绝大多数不识字的穷人，都是用食指沾了印泥在账本上按一下，没有人对胡地曾经许下的诺言有丝毫怀疑，但是面对一本本按满了血红的手指印的账本，老板们自己心里免不了有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