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莫斯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他感兴趣的只是梅城教案的事实真相，以及如何妥善尽快了结这一不愉快的事件。在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他站在了大英帝国的立场上，描述了中国老百姓激烈的反基督情绪。和中国官方对外国人过分的友好形成尖锐的对比，几乎所有的中国平民都仇视他们心目中的洋人。洋教在中国是一个极含贬义的字眼，整个中国像是一堆干柴，只要一点点小小的火星，就可能引起一场轰轰烈烈难以收拾的大火。事实上，因为大家守口如瓶，哈莫斯对梅城几位洋人怎么被弄死一无所知，因此他只能凭借想象，在报道中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描述安教士夫妇以及文森特和沃安娜的死。尽管他本人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哈莫斯的报道中，最精采的部分，就是用那种十分煽情的语句，描述遇难者受上帝的委托向愚昧的中国人传播福音时的献身精神。
作为哈莫斯的合作伙伴杨锡祉的态度便暧昧得多。由于他给《申报》写的报道，是以梅城某一位亲眼目睹教案的书生的口吻写成，他的文章给人的印象要真实而且有趣得多。然而事实上仍然和哈莫斯的文章一样，他们虽然人已经在了梅城，可对于事实的真相，将永远是局外人，永远一无所知。在令人心烦意乱的雨季里，杨锡祉和哈莫斯除了关门杜撰文章之外，没任何有趣的事可以做。那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为了解闷，杨锡祉领着哈莫斯走出县衙门，向统领大人借了两匹军马，趁着不下雨的间歇，在城外骑马玩。姚统领第一次和洋人打交道，他知道洋人的事马虎不得，怕再出什么意外，乖乖地派了一小队官兵护驾。
哈莫斯留给梅城老百姓的最初印象，就是这位年轻的洋人原来也会骑马，而且骑得比那位和他一起来的会说洋话的中国人好得多，南方漫长潮湿的雨季，显然使哈莫斯和杨锡祉感到不适应，因为他们在各自留下来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了阴雨连绵的可恶。哈莫斯在他的报道中写道：“连日的细雨，给人的印象就好像这座叫做梅城的小城市，永远也不会有太阳一样，结果，几位遇难者的葬礼不得不在大雨滂沱中进行。”而杨锡祉给《申报》的最后一篇报道，结尾处却是酸溜溜这么写的：“对此柳丝牵愁之日，不少心轮梦毅之劳。暮雨朝云几日归，如丝如雾湿人衣。枚生前录教案一事，现已几近尾声。”
由于哈莫斯和杨锡扯亲眼目睹了葬礼的全过程，因此在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中，只有关于这一段描写值得相信。在葬礼之后的若干年里，梅城的老百姓总是津津有味谈论这次不同寻常的盛事。人们对葬礼的辉煌记忆犹新，对几位洋人在死后能够得到如此的厚葬羡慕不已。两位从省城教会组织赶来的神职人员主持了仪式。这是一次十分荒唐的大出殡，中西合璧洋相百出。知县大人和统领大人自然是得到场的，他们一出场，各人都有了一大帮随从。反洋教的气焰受到了彻底的打击，可是残留在教民内心中深深的恐慌仍然还没消失。虽然官府派人做了动员，然而一时间，却找不到一位敢于承认自己还是教民的教民。
于是只好出白纸黑字的告示，让全城的人都披麻带孝，一起出来替死去的洋人送葬。声势浩大的出殡开始了，四具沉重的楠木棺材，还有两具杉木棺材，在一声长长吆喝中被抬了起来，吭哧吭哧地向墓地走去。穿着黑衣服的从省城来的神职人员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雨哗哗哗地下，使得刚走出去不远的送葬队伍，不得不停在街当中避一会儿雨。那两具杉木棺材中长眠的，一位是洪顺神父，另一位是几乎烧成焦炭的安教士家的年轻女仆，因为挡雨的器具不够了，所有的棺材只好放在雨中淋着。在四具楠木棺材上，罩着黑色的短毛天鹅绒幛子，尽管还有蓑衣作保护，但是突如其来的大雨哗啦哗啦倾盆而下，打在棺材上噼里啪啦乱响。好不容易雨变小了，长长的送葬队伍又一次开始起程。
董知县和姚统领守在离教堂不远的空地上，伸长了脖子迎接送葬队伍的到来。在他们身后，是一群不知所措的随从。大片大片的穿着孝服的梅城老百姓，老实巴交地站在雨地里淋着，花钱雇来的专门负责嚎丧的，远远地看见队伍过来，迫不及待呼天抢地地哀嚎开了。除了嚎丧的之外，全县的几个“六苏班子”，不甘示弱地同时吹打起来。“六苏班子”又叫吹鼓手，每个班子固定由六个人组成，两人吹唢呐，一人吹笙，一人吹萧或笛，一人打钹俗叫大叉子，一人敲铜鼓或皮鼓或两鼓同敲。“六苏班子”吹奏哀乐助丧，碰到一起，冤家路窄，一定要比试比试，因此全县的“六苏班子”聚会，其热闹从未有过。
那边抬着沉重棺材的队伍，被这边又哭又喊吹吹打打的气氛一激，顿时兴奋起来，吭哧吭哧的步伐变得一致，变得铿锵有力。终于到了目的地，墓地选在教堂的边上，就在被烧毁的安教士家的前门口。六个墓穴已经事先挖好，两位神职人员表情严肃。看着干活的人缓缓将棺材放下，同时指示一位年轻人，将特地从省城带来的十字架插在墓穴的前面。墓穴里已经积了不少水，湿漉漉的棺材沿着墓穴的边缘缓缓地滑下去，发出了哗啦啦的水声。一位干活的人十分狼狈地摔了一跤，立刻引起了一阵连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