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部长说：“这种现象是同我们国家的国情相联系的，要想在短期内内改变它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儿子之所以被人骂成是‘夹生苕’，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谢书记说：“你说得不对。打倒‘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提出要解放思想，就是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许多不合理的东西进行改革。虽说有些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对一些明显的不合理的东西还是应该有所认识的，有些东西能改就应该改。所以说，困难在现在的这种国情下，敢于向被老百姓称之为‘无冕之王’的记者挑战，不是正好说明他的思想远比我们开放么？至于有人说他是什么夹生苕，实际上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的思想跟不上形势……”
对丈夫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的史部长，听了谢书记的这一席话，当然是转忧为喜了。她不忘跟丈夫调侃起来，说道：“你说的这番道理，是不是为了说明‘儿子是自己的好’？”
对此，谢书记当然只能用笑声回答妻子的调侃了。
虽说史部长在谢书记的一番开导下，放下心来，但一想到有人将儿子称之为“夹生苕”时，总觉得不是滋味。为此，她专程来到我家，要我多多关注困难的思想动态，并希望能利用我的影响力，消除人们对困难的误解。当然，我也从她的口里知道了谢书记对这件事的态度。
王俊雅当然知道我同谢家的特殊关系，为了探听谢书记对谢困难向报社索要“采访费”一事的态度，自然没少同我套近乎。我当然不好向他隐瞒什么，便将我所知道的谢书记的态度告诉他。他摸清了谢书记的态度后，回去便向地委宣传部打了一个报告，希望地委能拨一笔款项，以解决在采访中的付费问题。
不久，地委就电视台和报社在采访中向被采访对象支付采访费问题发了一个文件，明确规定可根椐不同情况向被采访的个人支付一定的信息费。不过，这笔费用不是由地区财政拨款，而是从电视台和报社的广告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进行支付。
虽然临江地委的文件还有点“羞羞答答”，对有些概念的界定也模糊不清，操作起来很难把握，因此，这个新政策很快便被人们遗忘。不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能出台这样一个政策确确实实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大胆创举，因而曾在全国引起过广泛的讨论，使舆论界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临江电视台和《临江日报》社的这两项政策的出台，都与谢困难有着直接关系，虽然他的“夹生苕”的雅号已是人皆尽知，有人甚至根据他的“夹生苕”的雅号得出结论：只要你是领导人的儿子，那怕你是一个“夹生苕”，你的所作所为也会受到重视。尽管人们有这样的非议，但谢困难的这种“歪打正着”的举动毕竟也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赞扬，从而使他再一次成为临江地区的“名人”。我和穆青杏都担心谢困难对社会上的这些非议和赞扬一时难以承受，很可能撩起他的对“城里人”的那种不满和对抗的情绪，使他又不顾影响地“歪掰”。为了帮助他稳定情绪，我们便去找他谈话，想摸清他的思想脉络，然后再对症下药帮他决疑解惑。然而，让我们没有料到的是，他对此竟毫不在意。他说：“其实，俺对电视台和报社所作所为，只是对他们的眼睛里只有领导和上级的作派的刁难，没有想到他们不但不气愤，反而往俺脸上贴金。俺心里清楚得很，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因为俺是地委书记的儿子，放的屁再臭，他们也会说成是香的。他们是想将俺作为他们手里的一颗棋子，目的还是为了向俺的老爸讨好，从而好保住他们自己头上的官帽子甚至希望借此机会再往上爬……”
他的话，使我们大为惊诧！虽然，他的言词和观点仍然有些偏激，但是对地区电视台和《临江日报》社的某些人的作派的针砭却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真让人难以置信，一个被人骂为“夹生苕”的人，不但对这两件事情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而且能在人们的褒贬面前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我和穆青杏听了他的话以后，都显得兴奋和激动。我们认为，谢困难的这席话，足以证明他趋渐变得成熟起来。他的这种成熟，使我们感到欣慰和喜悦，我们为他紧绷的心弦在这种心境中很自然地松弛下来。
我真想大喊一声：“谁还敢说我们的谢困难同学是‘夹生苕’！”
新学年开始了。我们在一中召开了一个教研部门的负责人的会议，专门就谢困难的学习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问题是：是让谢困难象其他高中生一样从一年级到三年级跟班上还是让他老师的指导下自学？在讨论中，不少老师认为，谢困难毕竟已是二十岁的人了，同其他从初中升入高中的学生不一样，如果让他跟班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不但他的年龄耗不起，而且对他本人也是一种折磨。因为他的智力超常，理解力和记忆力均属上乘，为此建议不要让他跟班上课，而是继续让他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学。校委会采纳了这个意见，决定由穆青杏和另外两个老师对他进行具体辅导，争取让他尽快掌握高中的学业。后来，我将我们的决定告诉了谢书记和史部长，不想谢书记却对我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但是你们这样做会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