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抢镜头。
廖承志是有名的孝子，大概因为父亲早亡，母亲年轻守寡，母慈子孝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中国“文革”期间廖承志受“四人帮”的追捕，幸好有周恩来保护，住到中南海避难，才免遭毒手。但廖承志的儿媳妇，即廖晖的妻子赵汝衡是有名的芭蕾舞蹈家，遭江青强迫上台表演，伤了腿也不准请假，之后就只能做幕后工作，无法再上台表演了。1987年中国芭蕾舞团由北京来美表演，赵汝衡为副团长，以美京肯尼迪中心演出天鹅湖而大受欢迎，不久前这舞团又到香港、日本、英国演出过。赵汝衡对我说：“公公真好，对我很关心，也鼓励我不断地吸收新知识，他是一个处处替他人着想，而且又非常有爱心的人。”
廖公说：“这是旧帐了，不算了，对不对？”
我想我该解释一下了。
双橡园的后遗症也为我增添了不少麻烦，我不愿多讲。
我说：“我回国后一定会向里根总统报告。”
1946年7月他们夫妇两人去了延安，廖承志任新华社社长。他们原定搭乘一架美军军机飞延安，后来因周恩来派廖承志去广州，他们没有乘上那班飞机，那班飞机共有乘客17人，包括叶挺、王若飞等人都在空中遇难。
第一次回中国大陆之后的3年（1983年），我和我的男朋友——美中航运董事长郝福满先生（Irving Kaufman），又领着北欧航空公司和一些欧洲航空界专家到还未建省的广东海南岛的最南唱—三亚市协助筹备三亚机场当时中国的海南既穷又落后，我觉得光是协助沿海的开发特区如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汕头是不够的，海南是个宝地也是个宝岛。我说服了北京的中央政府考虑把海南建省，把三亚的军事机场搬到另一个地区。我和一些专家们7次从海口（行政区的都会）到三亚。行政区的主任是孟庆平，是矿业专家，文化大革命下放到海南就一直在那贫乏的地区工作。我们一见如故，每次我们大伙儿到海口就由他安排住在特区的政府宾馆，招待甚周到，派了助理和工程师等和民航局的官员陪着我来回于海口和三亚之间。其他人都在想办法赚钱，我只想为祖国做些有意义而且是基础建设的工作。
廖公说：“报告主任，你知道我后来在粤北被国民党抓到了，在牢里困了几乎3年多，后来母亲去和蒋介石说情才把我放出来的。”
座位是邓小平亲自安排的。他用浓重的四川话对我说：“你坐第一位。”然后又对史蒂芬斯参议员说：“你坐第二位。”
蒋经国先生在办公室接见我，他和我多次见面，我总觉得他为人诚恳，对朋友有道义感，并不像报章上所呈现的那么严厉，当然他做事考虑仔细，每回答一个问题时都沉思一阵，不是马上回答。有些时候他喜欢用“可以考虑”这句话。
抗战时期廖承志在广东被捕，先后在广东的韶关、乐昌坐过牢，后来又押到重庆，直到1946年初，才从重庆监狱被放出来，这是国共两党交换政治犯的结果。
我首次向蒋经国先生提出让居住在台湾的“大陆同胞”回家乡探亲的建议时，是在他身体还甚康健之时。那一年我自华盛顿到台北办事，有关当局为我安排单独晋见蒋经国先生。
中国驻美苇一任大使是柴泽民（现任中国对外外友协会长），他带来了邓小平的请柬，要我到北京访问。我向里根报告、并建议少数党议长贝克同行。
廖承志去世后，北京方面打了数次长途电话给我，柴泽民和冀朝铸也一再请我回北京奔丧，但台湾当局则劝我绝对不能去，因为我若在那种大场合出现，将使台湾当局难堪。后来我私下和美国官方商量了一个两全的办法——我到大使馆致悼，再派我住在香港的妹妹陈香桃代表我去北京参加追悼会和其他送别仪式。一个月后我才亲自到北京吊丧，廖公灵位设于家中的会客室，我亲自向廖公行三鞠躬礼，我为分裂的祖国难过。
邓老又谈到越南问题，他爽直地说：“我们中美两国为了朝鲜战争，双方对敌，1965年到1975年为了越战使中美关系再落入低潮，其实我们两国为了打越战都有了重大牺牲，到如今我们对于中越的问题很烦恼，这该说是法国人先闯的祸，不过我们现在也尽量想办法处理。”
（这是15年前的历史了，我只尽我自己的记忆写出来，可能有小出入，大致是如此。）那真是一段历史性的会晤，我是永不会忘记的。
他的话题不断，我们只好让他讲，他讲：“请你们两位告诉美国政府，我们中国人是不会侵略其他国家的，这有历史为证，你们是很清楚的。”
廖仲恺是外祖父的亲兄弟，我该喊他舅公，可惜我没见过他，1925年春，他在广州遇刺身亡，那时我还没出生。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是香港望族，他们因志同道合而结婚，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廖仲恺为革命奔走，在广州为了争取民众的福利，引起地方军阀的不满而惨遭毒手，但到底是谁刺杀廖仲恺至今仍是一个谜。
当时，我是他竞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之一，所以他说希望我先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