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身边的新贵不会有太多意见。我在华府宦海一直以圈外资自居，但一个东方女子在华府是非圈稍有长才远见总难免招人之忌。当时，我和史蒂芬斯就是怕节外生枝，也怕替未正式上任的里根找麻烦，才绝对保守秘密。
台湾方面也很重视我的大陆之行，问我谈了什么事情，怎么怎么。
我说：“邓老，这件事说来话长，除了双橡园的产权我们协助处理之外，台湾关系法也是第一次在我水门大厦秘密起草的，当时还有高华德参议员等人。我受台湾之托，也觉得要为他们留个面子，因此才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当时不但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阻拦，连台湾的外交部也不领情，因为他们办不到的事，我办到了。为了这件公案我真的受了不少冤枉，假如我当时知道这个后果，我就绝对不白帮这个忙。”
在中国有不少人常受批评，但廖承志人缘甚佳，他古道热肠，又不失赤子之心；喜欢作诗、作画，又好书法，除此之外，他还喜欢狗；他爱朋友，爱吸烟、喝酒，爱开玩笑。这样一个豪爽乐天派的人，不管是何党何派，总是一个好人，一个多才多艺的中国人。我很后悔没能早些和他接触。但从1981年初开始到1983年夏天，我们多次见面交谈，又有书信往来，使我对他有一番新的认识，对舅婆何香凝也有新的评价。
邓林是一个艺术家摸样，穿着甚随和，我多次在北京的国宾馆钓鱼台和她独自见面。她说她的父亲就是喜欢和子女们同住在一起，而且对于孙儿孙女特别宠爱。
我问：“邓主任何时再访问美国，我代表里根总统表示欢迎。”
我的舅父廖承志插话了，他说：“香梅还是小学生时，我在家母（即何香凝，廖仲恺之妻）香港的寓所见过她多次，香梅常常跟着她的母亲廖香词到我们家中串门子，过年过节，大伙儿都在一起。香梅你还记得吗？”我说：“当然记得，而且我们对二叔婆（即何香凝）都很尊敬，她常教训晚辈，并且要我们随时准备再逃亡，对这一些我印象很深。”
我看着舅舅说：“他很好嘛！什么时候有了气管炎？”
这位风趣的邓小平和我开玩笑说：“你的舅舅有气管炎，你知道吗？”
邓老问：“他是共和党吗？”我答道：“他是民主党。”
北京方面我的舅父廖承志（时为全国人大常委副季员长兼侨委会主任）也和我有书信往来，他说一别30年，很想见见这位被选出来的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主席并叙叙旧。
廖承志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在党内外和国内外都享有盛名。
新华社的报道如下：
邓小平很幽默，很会讲笑话，我记得当时他对史蒂芬斯参议员说：“你们那儿有100个参议民，只有一个陈香梅啊，所以陈香梅坐主位。”他让我坐主位，并说：“你（史蒂芬斯）坐在旁边。”因为我是代表里根总统，史蒂芬斯是副的。这个倒无所谓，我们谈得很好。
我在10多年来，除了中国的第一人物邓小平之外，对于胡耀邦等都有亲切感。其他如江泽民、李鹏夫妇、朱熔基、邹家华、李岚清、姜春云、李瑞环、丁关根、乔石、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钱其琚吴仪等北京领导人也有不少接触。军委方面如刘华请、迟浩田、徐信等人也在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的研讨中和我们的机构有过接触。中国在以前苏联的影响下，大事整军，大家吃惯了大锅饭，是所谓“铁饭碗”，现在一时之间要全部改变换新实在不容易，这一个阶段使中国领导人相当头痛。一个体制的改革都需要一段过程。
廖承志同志的逝世，是我党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他的逝世适值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际，更引起了代表们的痛悼。
我们那天的宴叙很轻松，也很随和，我对我舅父廖承志的随和、诚恳、关爱永记于心。他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一项忠贞的信念而坐牢9次，英国人的牢、日本人的牢、国民党的牢、共产党的牢都坐过了，尝尽了苦头，但始终意志坚强。他于1983年去世时也是两袖清风。他和他的父亲廖仲恺父子两人真是中国人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邓老沉默了一阵子，他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能否认的，不过我们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我们自己日后解决，希望美国不要多插手。”
邓老大笑：“他说，不是气管炎，是妻管严。你看他又抽我的香烟。你舅妈每天只给他3根香烟，他常常偷我的香烟，我不怕太太，我就是喜欢抽烟。”
台湾方面希望我大陆访问以后到台湾去，我答应了，说两方面都可以。到了北京，新闻还是保密。我是低姿态的关键人物，来北京后，就在北京过年，大家关起门来聊了很多。后来，他们说我来了以后，新闻记者都晓得了，他们都在机场等着，可是北京还是有办法控制的。直到第二天元旦的早晨，邓小平和其他官员在人民大会堂与我们会谈时，中外记者才齐集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