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面色很难看，我想他对杨医生的想法一定很失望。
这时她也说话了，这话是对杨医生说的，她像是问他，也像是警告，她说：“我们大家都决定离开香港，你真的要一个人留下吗？”
杨医生苦笑道：“我希望你也留下，我们将来可以一同回到马来西亚去。我想这场仗不会永远打下去的，无论谁胜谁败，我们不愁没钱过日子的。”
毕君说：“这不是钱的问题，难道你愿意一辈子做亡国奴！”杨医生着急了，也发怒了，他说：“谁是亡国奴，你的弟弟是空军，你来香港大概也是做地下工作。你把6个女孩子都吸引到内地去，你真能照顾她们吗？你父亲有钱，你有理想，值得几文钱！”
大姐把杨医生拉到一个角落，他们两人在低声争论。
毕君坐到我的身旁，他的两只手握着我的两只手说：“到内地去生活会很苦，但我相信我们会经得起考验的。这儿不能久留，美国空军将来一定会大大轰炸这个孤岛的，到那时想逃都逃不出去了。你明白吗？”我点头，我明白。我问：“那些美国空军志愿队很有办法吗？他们真的会协助中国空军打退日本鬼子吗？”毕君肯定地说：“当然啦，我弟弟常常说这队志愿军真是了不起，内地的老百姓都喊他们叫飞虎，比这儿香港的英国空军不堪一击强多了。”
邱氏兄妹又和我们商量了一些准备事宜，就先告辞了。
毕君离去时杨医生还和大姐在那儿争论不停。他对静宜大姐道别后又对杨医生说：“你的决定是错误的，你会后悔的，到那时恐怕太迟了！”
是的，杨医生的决定是错误的，他后来真的后悔了，不到一年他也追到内地来，但他已追不到静宜大姐了。直到抗战结束他还千方百计希望大姐会原谅他，但他的努力是徒然的。杨医生决定不离开香港那一个时刻，他就已失去了一样宝贵的东西，那是千金万金买不到的：爱人的信赖和尊重。
逃亡
1942年6月初我们离开了香港，开始了逃亡的生活。我们首先从香港乘船到澳门，每人限带行李一件。在这之前我们把家里历年保存的古玩、古董书画装满了几大箱存放在大姐的印度女同事家中，因为这家印度人不打算走，也答应替我们保管，此外有些母亲陪嫁的贵重金银器皿也装了箱，交给毕家保管。母亲有不少钻石、翡翠、珍珠、蓝宝、绿宝以及金银首饰，我和大姐商量要带走，将来需要生活费时或可变卖。我和大姐两人偷偷地把这些宝物缝到冬天穿的较厚的棉袄里，我们又想到一个妙法，在几本书册当中剪穿一个洞，把一些钻石耳环和戒子放入洞中，再用绳子把书本捆好。还算幸运，没有被日人查到，过了关。
后来一部分首饰虽然贱价而沽，倒是救了燃眉之急。而那些留存给印度人家的东西则被那家印度人全部吞没，他们说是被日本人拿走了，当然是假话，因为我们存在毕家的东西他们原封不动地全部交还给了我们。这也可见忠厚人家终究是忠厚人家，而不老实的人就会趁火打劫。总而言之，我在久经忧患之余得到一种哲理，那就是人亡物在是伤心事，而物丢人在总算是有福分了。我们全家6姊妹能数度逃出虎穴，而多次遇到善心照顾我们的人，也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
去澳门的船很挤，也没有头等、二等之分，总之拿着行李能够挤上船就算是幸运了。我们好不容易挤上船，但船舱内已挤不进去，只好呆在甲板上，把行李放在身旁；坐定后根本不敢再移动，因为后面还有不少人你推我挤地要抢着上船来，假如稍微移动一下，位置就会被别人占去了。
船行得很慢，大概人太多了，一定超重，还好没有沉船，不然大家都完蛋。我还记得1949年大陆人从上海逃到台湾，有一条重庆轮就在行驶到台湾的基隆港途中，还未到达，船就沉了。全船旅客都送了命。船上还有一位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的同事也同归于尽，葬身鱼腹，悲惨之极。
我们的计划行程是先到澳门，再由澳门去广州湾，再由广州湾入广东的郁林，由郁林再入广西的桂林。这条路线有领路人可以不经过日人统治的沦陷区，那些城市当时还未被日人占领，到了1943年湘桂大战，许多广东、广西城市相继失守，当然那条路也就行不得了。
到了澳门，我们又脏又累，暂时栖身在天主教室内。父亲有过来电告诉我们已把我们的旅费汇到天主教堂内，由天主教室转交、但天主教堂内的神父说根本没有收到，这事使我们非常丧气，但天主教堂也不能久住，我们也不能多等，只好先到了广州湾再作打算。还好我们稍有积蓄，大家商量澳门不能久留，走为上策。
1942年夏的广州湾挤满了来自各地的难民。大家都在等交通工具或领路人再往前进。领路人既要回避日军占领区，也不敢走近共产党（当时是第八路军）游击队出没的地带，这样当然要绕圈子、走远路。我们姊妹6人的目的地是桂林，要和学校联络上，然后还要安排几个妹妹的去处，她们也得上学，在内地等候父亲的消息，再作长远的安排。毕君目的地是重庆，邱氏兄妹也去重庆，因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