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粗声大气地骂人，女护士们不敢一人独行，晚上有机会休息时都是集中在一起，以此相互保护，或许他们得到上级的命令，不敢对女护士强暴，因为香港需要护士和医生。
那位印度护士对我们说日本军官已一再宣布他们攻击香港是解放亚洲的殖民地，他们是对英国直战，在香港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不是他们的敌人，被送去集中营的是英国人，他们是战犯，是俘虏。那位印度护士又说她和她的家人不打算离开香港。她的父母离开印度到香港来就是因为印度的生活太苦，非常贫困，又常受英国人的欺侮。她说：“日本人不会比英国人更坏。”我没有答话，我自小即对殖民地这个名词憎厌，英国人、日本人在中国都横行无道。我还记得“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我们姊妹随着父母逃到天津避难的情景，后来中国政府正式割让了东北给日本，我们才得回到北京。我那时年纪虽小，但印象却深刻。在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我永远忘不了日本宪兵那种傲慢、凶恶而又蛮横的脸孔和态度。我没有时间和心情与那位印度护士辩论，我该感谢她伴同大姐安全地回到校舍，使我们虽在忧患中仍得重聚在一起。
忧患中，寒冷的2月到来，是农历的冬至吧。太平岁月中，香港人是随俗过农历年的。我记得母亲在世时，我们逢年关家中就开始热闹起来，佣人们忙着做年糕、千堆（是油炸的糯米做的甜点心，像个圆球，可以摆放很久）、萝卜糕，又准备了各种糖果、瓜子、还有很多莲子。百果盒中都是些好吃的小东西。年夜前各家各户都互相送札，由女佣人担着礼盒送年礼；当然客人不会全部收下，只收取一些以表谢意，然后又得把一份红包（内有礼金）放在礼盒内，又得给来人赏钱（广东人曰“利是”），再请来人多谢主人，皆大欢喜。这样你来我往，从腊月中开始，直到除夕。
除夕前我最喜欢和母亲一同去逛花市。为了图个来年大吉大利，家中要有串钟花（取其长久之意）、要有小桔子树（取其大古大利之急），还有水仙，水仙是吉祥的植物，放在云石盘中别有一种幽香之气。
毕君家中富有，又是长子，他在交通大学毕业后，当然可以去美国留学，但他没有去。他的弟弟大学毕业后投效中国空军，参加抗战行列。这些都可以代表第二次大战的热血青年。华君之弟后来在空军战役中牺牲了。我和毕君相识时还不知道他有一弟己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讨论如何离港入内地大后方读书和工作时才谈起，而且也是非常偶然的。
我曾提及大姐在香港认识了一位医生，他是马来西亚的华裔，他不懂中文，但会说广东活。父亲是吉隆坡的富户，有几处大橡胶园。他出入有汽车，在香港还有一栋华丽的房子在半山上。他对大姐很好，我们觉得他为人和善，很风趣，常常爱说笑话，当我们伤心失意时，尤其是丧母之后，他常常想尽各种方法逗我们开心。他也会在假日驾着他的敞篷汽车带我们去浅水湾、深水湾兜风。我想他很爱大姐，但大姐对他有点若即若离。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这位医生来到宿舍看望大姐，他仍继续在医院工作，跟着毕君和他的同事，还有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同学一起来了。这两位兄妹我也该给他们一个姓名了，男的是邱有耐，女的是邱慕华。那位医生姓杨，我们就称他杨医生吧。
大伙儿坐在宿舍的会客室内，毕君带来了一包花生米，还有两盒饼干。工友说是特别招待，还泡了一壶茶。
毕君和邱有耐都已设法替我们领取了离港证。邱慕华已探听到一些消息，我们的大学已决定搬入内地自由区，到广东的粤北，或到广西的梧州还未决定，要学生们自己设法到桂林集中。大姐希望到大后方找工作。毕君对大姐说：“你这种人才国内最为需要，内地医院设备简陋，医生、护士奇缺。”他又对杨医生说，“你可知道在中国有一个美国空军志愿队，他们的领导人是美国有名望的飞行教练，名叫防纳德。他是蒋介石和蒋夫人宋美龄特别邀请来中国训练中国空军、并助中国抗日的。我的弟弟在空军做飞行员，对这队美国军人赞不绝日，听说这批志愿队也急于在重庆和昆明征募医生和护士，你和静宜（即我的大姐）一定可以在那儿找到工作，尤其是你的英语比华语还流利，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我是第一次听到美国有一支空军志愿队替中国打仗，也是第一次知道毕君有个弟弟在空军当飞行员。这对我是新闻。
大姐先发问了，她说：“你想我们真的可以在重庆或昆明找到工作？”毕君说：“内地正需要很多人才，可惜有些青年却到美国去避难了。”大姐说：“我想去内地工作。”毕君说：“这个决定是对的，我们自己不救中国，谁来救中国。”我心中暗想我真的没有看错人埃杨医生一声不响，他似有所思，大家望着他。这时他说话了：“我不准备走。听说大后方生活很苦，我是做医生的，我不懂政治。无论英国人、日本人我们都是为病人服务。”
毕君说：“你错了，日本人要征服中国，也想要征服全亚洲，和德国人要征服欧洲同一路货，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