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12月8日（珍珠港与香港有时差，美国时间是12月7日），日本同时对英美宣战，谁也走不了了。战争替我也替毕君作了最后、也是最坏的决定。
从香港被炸开始，直到英军投降前后近三个星期我没有见到毕君。一切电话都不通，我想他，他也担心我，但彼此暂时失去了联络。虽然住在校内，我们也听到不少惊心动魄的谣言，不少人已开始逃难，但只可以偷偷地走，因为日军驻守着每一个出口。
毕君没有消息，大姐也没有消息。我真是担心。
学校停课了，我们更不敢随便到外面去，从宿舍的窗口外望到处都是日本兵，其中也有不少印度阿差（香港人语，香港在英人统治下，有不少警察都是印度人，现在他们是替日本人做走狗了）和替日人翻译的汉奸。我知道整个市面在戒严，我也知道日军在抓壮丁，听说年轻力壮的男子都要去一些指定地点报到，不准离境。毕君该算是年轻力壮的男子，是否已被日人带走？我禁不住胡思乱想。
为了打发时间，我整日看书，、《聊斋》、、、，又读了不少英文名著，如英译的俄国名著，法国名作家莫泊桑的著作也是那时开始欣赏，我最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比如《项链》和《一把梳子》的故事真是太动人了。张恨水的小说如《京华春梦》、等也都看了。我还写了日记，可惜逃难时这些日记本都不能带，失落了。
我曾提及当时在校中的伙食，是豆子、粗米饭和包心菜，莱心大概由日人自己做了泡菜了。这些东西我现在都不再想吃，豆子和包心菜我见到都恶心。试想一连6个月、半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吃这些来饱肚，怎不想吐。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影响了我终身的习惯——水。
江河之水可以泛滥土地、淹没房屋、淹死人，但人不可以一日无水。在沙漠地区旅行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带着一瓶水，这比钻石黄金都更可贵。日本人大肆轰炸香港时我们水源断绝，还好校内有口井，不然我们不被炸死也会因无水喝而死。
饥可忍，渴不可忍，在我家中有手电筒、洋蜡以防万一停电；有盛水的缸，以防万一没水。
除夕前一天，女工到外面买到了几斤猪肉和一些菠菜，还有香肠，慈心的米铺老板还给了她两包白米，说是让学生们也过个年，这些景况不是身历其境是无法想像的。
毕君终于来了，这是我最大的喜悦，没水、没电、没饭吃都不是大事，我的心中人无恙，见到他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没有被炸死、炸伤，没有被日人抓去。
唉，我们分离不到一个月，但忧如隔世。我在10多岁的青春岁月中，就尝过与相爱的人生离死别这病心滋味了。母亲去世是死别，和毕君那一阵子也可以说是生离吧，以后的日子里就是因为继续的生离，使我们无法不说再见。
毕君的住家在香港的铜锣湾，而我们的学校也在同一地区，但这地区相当大，日本人分域控制，他数次想办法到学校来看我，都被巡逻阻止了，我也曾请工友试着到他家里去看个究竟，但也因戒严令而无法通过。
修女们经过这场战争，对于我们的监视也比较放松了一点——她们让我和毕君单独在会客室交谈。
“你是怎么通过那闸口的？”我问他。“我送了一支钢笔。”
他答道。他告诉我家人都平安，又告诉我日本已炸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日已正式宣战了。他又说日本和美国作战对中国战场会有利，现在情势大有改变，美国可以正式协助中国抗日了。在香港我们也知道南京大屠杀和上海大轰炸的惨案，还有些将士死守阵地、壮烈牺牲的事迹。但香港的中英文报纸对欧洲战场的战事报道较多，中国的战事没有太多的报道；还好有爱护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为我们灌输一些国事常识，以补不足。
“我们真的要想办法离开香港了。”他握着我的手，我望着他。我们如何出走，我如何到内地继续学业，一切都得靠他来安排了。我说：“大姐还没有消息，她从医院回来，我们就好商量了。”他说：“希望她那儿没事。”我们又担心大姐了。
还好，过了约一周，大姐也和我们联络上了。她和一位护士一同从圣母玛利亚医院步行到圣保禄女中，她们两人从早上出发，到了中午才和我们相见。那位大姐的同事是印度人，在香港长大，说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我们留她在宿舍休息一下，和我们一同吃中饭，吃的仍是红豆粥。女工给加了一道菜，说庆祝大姐平安归来。她又给每人一个烤白薯，还有一点自糖，那是难得的甜食。
大姐告诉我医院里住满了病人，还有许多伤兵。医药短缺，医生和护士们都不眠不休地在照顾病人，她又说医院没有被日军接收，但每一层楼都有日本人在监视，还有几位日本医生和护士，他们是英军投降后才出现的，或许这些日本人早已来到香港，不过没有表明身份。后来我们才知道不少日本人在香港都是以经商为名，是在香港做各种地下工作的；英军一投降，他们就公开表明身份，而且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
大姐又说日本人很凶恶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