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召集了年轻的飞行员共100多人，此外还有机械人员和文职人员等约300人左右，到中国来协助训练中国空军，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飞虎队（原名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总部设在云南省会昆明，因为美国空军是在印度集中受训，以顺地利之便。这些飞行员穿的皮夹克背后有一面告示，是中国政府发的，上面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官民一体照护”。在美国的华府航天博物馆现在仍有当年用来击败日本人的P-40战斗机在展览，有一处还展览着这个皮夹克和陈纳德将军的一些勋章。
到了中日正式宣战后，又将空军志愿队改为十四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英勇地将敌机赶出中国的领空；更在战后，协助中国的复原工作。
1990年美国民意测验，选出了美国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和在亚洲的美国英雄，欧洲英雄是艾森豪威尔元帅，亚洲英雄是陈纳德将军。同年9月6日美国邮局也出了纪念邮票，陈纳德将军的首日封邮票在他的冥诞发起，在他的故乡路易斯安那州梦诺城举行典礼，有数千人参加。台湾当局派了当时驻华盛顿协调处的代表丁悉时，美国政府有些意见，国为没有外交关系。但我认为当年陈纳德将军是和蒋介石政府合作的，关系颇深，不该拒绝。缘于此，也有不少中国空军代表到场参加，非常热闹。
台北新公园有陈纳德将军的铜像，在路易斯安那州省府也有他的铜像，都是官民合铸的纪念铜像。
相知·相爱·相依
抗战胜利后我离开昆明到了上海，不久，陈纳德将军也到中国来了。他是回到中国来组织中美合作为航空公司的。我们的恋爱该说是在上海开始的。
当时在上海新闻圈中已盛传我们恋爱的消息，因为在许多社交场合中，我们偶尔一同出现。陈纳德有个司机，姓王，是云南人，陈将军来华时他就替他做司机，后来陈将军返回中国在上海成立了民航空运公司，老王就来上海当他的司机，连家眷一妻一儿一女也来了上海。陈将军还特地在屋旁另建了一个两屋楼的小房子让老王安家。老王是个忠心的司机，每次他该派去接我或送我回家时，就会滔滔不绝绝对我述说他的老板如何英勇，性情既好，人又忠厚，而且就只有我是他唯一的女朋友，若能嫁给他真是前世积福云云。这些话我都听腻了，可是却不好意思去斥责他，因为他是个老实人。
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是胃溃疡。大概多年在内地的营养太坏，回到上海外祖母又每天要我喝鸡汤和补品，饮食前后失调反而闹出胃病来了。那次的胃病是慢慢发作的，我说过到了上海，我对自己许愿要快乐轻松地活一下，因此经常和亲戚朋友们到夜总会跳舞（我到如今仍然喜欢这项运动）或是去看电影。在工作之余一定会安排娱乐节目，家中和办公室找我的电话日夜响个不停。大概节日排得太满了，所以才会生病，胃部开始夜间作痛，直到有一天痛不可支，才被送入医院。大夫说这是长期生活不正常、饮食不协调的毛病，吃药、休息该会复原，外祖父母都说：“这个大孩子在这儿玩疯了，就让她在医院好好休息吧。”
我病在医院里，不少朋友送来鲜花，陈纳德将军每天差王司机送花篮来，房中花篮、花盆堆积到连走道都占满了。一个黄昏将军来看我，见到满室花丛，就笑着问我：“是谁送了这么多花儿？”我也开玩笑答说：“是你的司机，我还未死你就想以花葬我。”从此他再不要王司机去买花给我，但这个笑话后来也变成公开的秘密。
我病后出院，医生嘱咐要多休息，外祖父母也和我约法三章，不准天天和朋友有约，除了工作外要多在家休息。这一来倒给陈纳德将军很多上门拜访两位老人家的机会，当初我还不敢请他到家中来，而且还得找机会说服两老；首先至少让他们在最低限度之内能接受这位比我年长30多岁的外国人。
结果我们想出一个妙计。
陈纳德是桥牌高手，外祖父母也都喜欢玩这玩意儿。于是一个周末我和外祖母商量是否可以请我的意中人到家里玩桥牌（我和陈纳德搭档，两人商量好要让外祖父母做赢家，我们要多输一点，好让老人家高兴）。经同意后，他来了，我迎出去，他手中捧着一大束红色玫瑰花，我说：“多么漂亮的玫瑰，是我的吗？”他说：“对不起，不是给你的，是给廖夫人（即外祖母）的。”我们相视而笑。
外子彬彬有礼地称外祖父母廖大使（外祖父曾任驻日本、古巴等国大使）、廖夫人，他们用流利的英语交谈，外祖母还考了一下他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坐下来玩桥牌时，我有时忘记了让外祖父母多得分，还抢着做庄，偶尔他会在桌下碰我的脚尖，以提醒我。有几次叫牌他装傻，分明多过15点而不叫牌，就这样使两位老人家大赢。他说：“你们的牌术真好。”外祖父说：“今天我们的牌运还不错。”于是有了第一次愉快的会面。
之后，陈纳德一有空就到外祖父母家来，有时候我不在他就和外祖父聊天。外祖父讲他的外交经历，陈纳德回忆抗日时的惊险，两人谈得相当投机。他还会陪着外祖父喝放冰块的成士忌，渐渐地，他就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