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没有钱雇用司机，也无法买到汽油，但我可以把吉普车转卖，大赚一笔。
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小职员，又是个女的，所以没权说话。吉普车被抢走了，根本没有人帮我抗议，若在今日，这种情况一定会被女权组织来个制裁。还好，我做晚间编辑工作不久就被升调到采访部，因为我会英语，因此顺理成章，被派到外事组采访美军的工作和中美空军共同抗日的一些消息。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9月，日本在南京向中国政府呈了投降书。8年的对日苦战终于告一段落。而我也被派到上海中央通讯社工作，因为当时中央社总社正急于复原，欲搬回南京，上海是个大分社，也需要人手，我被派到上海算是升级了，其他同仁还未有新任命，我是第一人。论资历，我是最浅的，但在复员的条件中，在交通便利这方面我占了便宜，因为在昆明的美军答应协助我乘坐美国的空军飞机直飞上海，那比乘坐火车，或是乘坐黄鱼车走公路要方便多了，而中央社上海分社正急于要采访记者，当然我就被选上了。
1945年5月陈纳德将军已离华回国，当然他知道战事已近尾声，但其中还有不少复杂的政府因素。他亲自告诉我，他会再回中国，我对他虽认识不深，却对他敬仰万分，因为他满腔热血，不远万里而来，到中国是为了协助中国训练贫乏的中国空军抵抗日本恶霸。几次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我见到他时，就觉得这个美国男人实在是一个好男人。我也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写了不少介绍陈纳德将军和美国飞虎队和十四航空队在华作战的系列报告新闻，深赞他对中国的援助，是有情义的。我想我们之间的遇合算是缘分吧。
1937年，陈纳德将军被邀来参战时，我还在香港念书，由于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我便辗转入大后方求学。后来又因为在昆明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采访美军战地新闻而得见陈纳德将军，而他又受我父亲之托照顾我们姐妹，所以父亲可以说是我们的介绍人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访问陈将军时，他的一名秘书会速写，为我画了一张像，陈纳德将军说：“这张漫画就送给我吧。”但我认为不太传神，后来一位摄影记者在旁马上为我们两人拍了几张照片，记得当时我还是梳了两条辫子的黄毛丫头，他是穿着军服的将军，那些照片我留了许多年。
陈纳德将军是美国30年代杰出的年轻飞行员。早年在美国没有空军总部，空军是附属陆军的，而许多年老的陆军对于航空这个新技术有很大歧见，不甚接受，因此从事飞行工作的青年受到很大的压力和挑战，陈纳德也是随例由陆军转入空军。
对于飞行这项新技术陈纳德非常有兴趣，不但努力学习，而且和他的同伙发明了多种空中表演的技巧；其中两人和陈纳德组成三人小组，到各地表演，非常受欢迎。
30年代航空工业进入一个发展时代，许多青年都热衷飞行，因此陈纳德的声誉也在此时起飞，并做了飞行员的教练；他还预言国防将来一定会倚重空军。就在30代的中叶，苏联（今俄罗斯）也急于发展航空工业，苏联政府还特别派代表到美国来找他，聘请他到苏联去做教练，当时陈纳德曾出版了一本手册，解说飞行的细则，莫斯科空军还把此手册从英文译成俄文，他们非常佩服陈纳德的见解，要重金聘请他去俄国，并答应供应住宅、汽车和司机，月薪美金1000元。那时陈纳德是空军少校，月薪只有360元，这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多么大，但陈纳德没有接受，原因是他不愿把他的飞行经验供给俄国，他认为美国与苏联之间迟早会有对峙的局面，他宁愿暂时守在美国，他也知道他的所长终有大展宏图之日。
1937年春他接到蒋介石、宋美龄和毛邦初的邀请函，请他和另外两个伙伴到中国亲察中国空军，当时没有谈任何条件，只希望他尽早到中国一行。
这一纸合约可以说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当时陈纳德将军只打算到中国去3个月或1年，就要返回美国的。但后来变成为中国服务8年。而当时去中国时，为了防备日本情报人员的耳目，在他的美国护照职业项目上，填写的是务衣。他到达中国时是1937年5月，同年7月抗日战争的序幕展开，“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陈纳德到了杭州笕桥看到中国的空军航校，也遇到了英、法、意、美、苏的飞机商人，把一些旧飞机向中国推销，在他看来很不是味道，认为那些外国商人是在做趁人之危的投机生意。
日本对上海大轰炸、南京大屠杀使陈纳德增强了协助中国的决心，但他是美国人，若要援外一定要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也就是说要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同意，这并不简单。同时中国空军虽然只是初试啼声，但请外国人来指导中国人并不是易事，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这一点中外无别。
陈纳德视察了中国空军情况后，蒋介石请他据实报告，陈纳德说一切比他想像的更糟，于是蒋介石大怒，把毛邦初训斥了一顿，但于事无补。
陈纳德在中国3年后，直到1940年初才得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许令和政府的正式支持。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