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一员了；连在二楼居住的九姨和九姨丈偶尔也来凑热闹，我想两老对他已没有太多成见。
一天晚上外祖母到我的卧房来和我单独谈。他说：“你妈是我最钟爱的女儿，和你一起，有你在身旁我就像看见了依莎芭（母亲小名）。你若和美国人结婚，就是远嫁，我们就少有机会见到你了；知道吗，宝宝。”我的小名是Bo.Bo，因为据说我牙牙学语时常说Bo.Bo。大家随着小孩说话，因此家人都喊我宝宝。大姐是贝贝——Baby，虽然到了我们年长为人母，这小名仍是习惯地使用。
外祖母对陈纳德印象甚好，但舍不得我远嫁。我告诉她，我的爱人有志留在中国协助中国的重建，即使回美也是暂时的，我们计划留在东方。后来我没有食言，我和外子一直以上海、香港、台北为家。大陆巨变后，外祖父母移居香港坚尼地道，我在香港九龙塘有一栋房子，但因工作的关系，还是定居在台北。
当年外祖父不适时，我还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后未能随侍在侧到他临终，是因为外子也病重在医院，而他们两人同在1958年去世。
四五十年前，中国人并不赞成异族通婚。1947年末父亲携着继母回外交部述职，他将被调到太平洋英国属地古晋做公使。继母张碧茜想了一个理由，说是父亲到古晋需要一位中英文部好的人刍私人秘书，她认为我是最适合不过了，藉此希望能分离我和陈纳德将军的感情。
在那个年代，我可以抗议不去美国，留在中国读书，但婚姻大事若得不到双亲的祝福将会引来不少闲话，不但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到美国去也会被人看不起。因此要得到双亲的点头真要下点苦功夫。当时父亲、继母和外祖父母谈论我的婚事时常常办红耳赤，几乎翻了脸，父亲说他这个不听话又任性的女儿都是被丈人和丈母娘宠坏的。
陈纳德将军为了讨好双亲，还派了专机到香港把两人接到上海见面，又替他们在当年上海一流的宾馆——国际饭店订了最好的套房，让他们休息。
在国际饭店的套房里，我和父亲开始谈判。他要我考虑和他们同去古晋1年，假如1年之后我仍维持原议，他就答应我们的婚事。我说古晋我是不会去的，五妹刚好入大学，她可以休学1年到古晋为父亲服务。我们父女一再地讨论，直到陈纳德到旅馆来接我们去国际饭店的十四楼吃晚饭，才稍停歇。
乐队奏着我们喜爱的歌曲，他牵着我的手入舞池。他在舞池中低声问我：“进展如何？”我说：“不太顺利。”他说：“绝对不要妥协。这样吧，明天让我单独和你继母谈；你的父亲在她面前像绵羊，她若同意，其他的就好办了。”我想他的话也有点道理。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将军家中晚餐，饭后将军请继母进入书房，他们在那儿谈了许久，出来时将军笑着对我说：“你现在仍是民航公司的职员，我批准你请假一星期，陪你的父母去杭州西湖玩玩，再仔细商量一下我们的结婚大事吧。”
他真是比我有办法。
我陪着父母去了西湖。那正是初冬时分，西子湖畔游人不多，但我对湖光山色了无心绪。花前月下，枕畔窗前，尽是相思，尽是离绪。每天晚上，有时早上将军数次来电话询问归期。
父亲知道我已有所决定，而且不会让步，后来是他让步了。他说：“我想作主意已定，我嫁了你这个女儿，我也要去古晋就任了。”
在杭州西湖停留了5天之后，我们回到上海。
陈纳德坐着他那辆老式顺风牌轿车到火车站接我们，车上后座跳出未的是小乔，它是我们心爱的德国腊肠短腿、短毛小狗，毛色黑得发亮，蹦蹦跳跳，猛烈地摆摇着它粗短的小尾巴，和它的主人一样高兴地欢迎我归来。
我们和家人一起筹备婚礼，那是上海1947年底，不但是迎接1948年新年的来临，更迎接那陌生而又充满着考验的未来。
我们从1944年初识，直到1947年12月底，除夕前一周才得到外祖父母、父亲和继母的准许，举行小型的婚礼。那年他54岁，我23岁（结婚日期分12月21日），婚礼是在陈纳德将军在上海的私寓举行，由基督教士和美国驻上海总领率证婚。参加婚礼的除了父亲、继母外，还有大姐和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叔叔及陈纳德的助理舒伯炎上校和他的夫人；另外还有他的好友，也是他的私人医生詹德狄上校。
我披上白色的婚纱，穿了上海有名的服装设计师法国绿屋夫人为我缝制的雪白嫁衣，陈纳德穿了美国空军中将的军服；在1000朵白菊花的花架下，互相许愿终生相守。他替我戴上了结婚戒指。乐师用小提琴奏了几首我们都喜欢的曲子如“允诺”（Promis E）、“你的眼睛是甜酒”（Drink to me on1yhy eyes）和“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等爱情歌曲，我和他在大厅中起舞。
当天晚上我们邀请了几位朋友共进晚餐。我们并不想劳师动众，也不想制造新闻，但却不知道何时走漏了消息。在我们用餐时，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