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姊妹们在偷看“脚员”便向祖母说：“又来了。”祖母就说：“快到外面玩，这儿没啥好看的。”可是我们对这项每日进行一次的活动充满好奇，愈是不难看愈想看，据说当年祖父就非常欣赏祖母那双三寸金莲。可怜的中国女人，为了取悦男人，为了要做正室，只好忍受那刺骨的痛苦。
幸好母亲忙着变卖东西，老佣人又因为我不听她话，在那儿生气，没有人注意到我，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暗地里下决心要做个好学生，努力求学，将来奉养母亲，永远不要做金钱的奴隶。当时，这也许只是孩子气的诺言，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在金钱方面，从来不愿孜孜为利，同时，对于那些锱铢比较的有钱人，常常为他们惋惜。
圣诞节前夕，轰炸停止了。跟着来的是恐怖的沉寂，传说英国人已全部投降了。
地下室既寒冷，又霉湿得令人窒息，我们都坐在木板凳上发抖。虽然在地下室，仍可听到炸弹爆炸声、机关枪的扫射声，每次地动山摇的爆炸后，一股股灰尘就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地下室只有三两盏昏黄的灯泡，受到震动后摇摇晃晃好像就要掉下来的样子。当时只有五六岁小妹妹香桃吓得哭了起来。修女手拎着念珠，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祷告，我们向圣母玛丽亚祈祷，不停地呼唤着我主耶稣，我们的喉咙有点发干，声音也愈来愈沙哑。时间过得好慢，木板凳却变得愈来愈硬。
清朝男人玩女人、吸鸦片、聚赌……可能是与“父母在，不远游”有些关联。做父母的多半不愿儿子远游离乡，希望他们守在身旁，一方面可以帮助管理田产或生意，一方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儿子照应、继承家业，不致让外人欺侮家中妇孺。因为中国到底是个农业社会，不但要有儿子送终、传宗接代，还得靠子孙扫墓、继承香火。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男子可以有借口娶妾。做娘的想儿子守着祖业，不要东奔西跑，便容忍他们卧在烟床上，吞云吐雾，虽无壮志，最低限度不会大有精力去外边闯祸。这是一种多么愚昧的办法，久而久之，抽大烟已不光是有钱人家的专利，贫穷的人也来这一套，清朝的灭亡是注定了的。
父母亲结婚后，父亲又到美国纽约和华盛顿深造，学习新闻工作。我的大姐陈静宜就是在美京华盛顿出生的。两年后父母亲带者两岁的女儿回到北京，投靠外祖父，那是一个短暂大家庭生活的开始。
学校女工是我们唯一的包打听，她偶尔走出校门去探听消息，消息很坏，据街坊传说，日军不但占领了九龙全部，而且香港的浅水湾、深水湾，以及山顶的英国人住宅都已被全部占领，又说很多英军已被集中到赤柱的集中营，又说许多外国人（如法国人、德国人等其他欧洲人）都被召集到九龙的半岛酒店，等待遣散或处理。女工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她又听说不少以前在商店内做店员或小老板的日本人都穿上了日本皇军的军装，原来这些人都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是间谍，现在摇身一变竟然是香港的统治者了。
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进攻华北，我们一家从北平逃到香港，我还记得我们住铜锣湾金龙台。我们在香港安顿下来后，父亲单独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任中华民国驻新墨西加利领事。临行前，父母向我们解释，我们必须留在香港继续学业，待父亲在新墨西加利安定下来，就会接我们去团聚。日本侵占华北，陈廖两家的家产几乎荡然无存。我现在怀疑，当时父亲没有接我们去的原因，可能不在住处无着落，而是经济拮据所致。在中国战时公务员的待遇低得可怜。早几年，父亲从来不靠薪水维持8口之家的生计，抗战开始后，情况才有了改变，但那时候，我只是个孩子，对家中经济发生问题，毫无所悉。不过，从母亲那儿，我感觉得出，事情有点儿不对劲。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不断地从保险箱中取出她的首饰，却很少见她戴用，偶尔，我听见她在电话上和陌生人谈论某几样首饰的价钱，心中极为不安。
母亲对这个女佣很好，因为她很会照顾母亲的一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六妹香桃出生时陈家没男孩，只有五个丫头，中国人说是五个赔钱货）。父亲白天把母亲送到协和医院后就回家等候消息，把那女佣留守在医院陪着母亲。我那年大概也有8岁了，说不懂事也有点懂事，那个女佣一直等在医院里，六妹出生，母女平安她打电话回家。是父亲接的电话，我还没睡觉，我和大姐同床，父亲到我们的睡房来说：“你妈又生了一个妹妹。”
外祖母一共生了四男六女，长子不成器，可说是个败家子，为外祖父带来很多苦恼；长女就是母亲；老三是次女，即沈觐鼎大使（曾任驻日本、古巴、巴西等地大使）原配，年29岁即染肺结核，死于北平协和医院；老四是男儿，未成年即夭折；老五廖承鎏也做过外交官，与北平名媛贺小姐成婚。五舅母出身名门望族，仪态大方，我对她印象很不错，后来五舅在联合国做事，另与韩国女人相好，于是这段姻缘也告结束；老六、老七是女儿。许家儿女即我的表姊妹、表兄弟，都在大陆；老八是男的，现在美国；老九、老十都是女的，九姨嫁钱家，即广东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