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钱树芬之子钱乃文，九姨丈己去世，九姨住美国纽约，十姨现住加拿大，子女都非常上进。陈家、廖家都是大族，与我同辈的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我数也数不清楚，更不要说是提名道姓了。
我记得母亲在河内和西贡有些亲朋，他们带着我们到处去观光，母亲似乎非常高兴，玩得很开心。母亲说得一口标准法语，当年又是一位飘飘的美人儿，因此大家都设宴欢迎她，我想越南之行，母亲心情非常愉快。其后我在二次大战后与陈纳德将军再去越南，又是一番滋味。
后来大姐知道我们宿舍的粮食短缺，有一次设法从医院里托人带了些杂粮给我们，但杯水车薪，只够我们打牙祭；而且也只此一次。我想她每天也只能吃个半饱，无法再有剩余粮食接济我们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妹妹们在做功课，佣人也在等我。两个佣人在我们家已经很久了，非常关心母亲的病情，妹妹们年纪都还小，懵然无知，我自然觉得没有必要把医院里的事情和她们讲，姐姐念护校，平常不住在家里，我虽只比妹妹香莲长一岁，却必须肩负起主妇的责任。
廖家不但排场大，而且又有几朵待字闺中的金花，当然惹来不少惨绿少年。顾维钩、叶公超和当年年轻的外交家是廖家的常客，这些故事都是后来叶公超告诉我的；当然健在的九姨也告诉我不少住事。10多年前我也从三姨丈那儿打听到一些零星后事，但这些年来他年岁大了，记忆力衰退了，所记不多。另外己故的刘锴、郑宝南也是常客。郑宝南在担任驻意大利代表时，我还带着女儿去罗马访问过他，他殷勤地招待我们，我们还在罗马的大喷水地中抛下了银市，许个希望再访罗马。那是1960年底的事了，等我再造访意大利时郑宝南已退休回台北。我在台北多次见到过他，现在他也作古了。
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因此我们母女的恩情，可以说是很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15年中，有四五年我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接近。尤其是她去世前的一年，她在病中，缠绵病榻，都是大姐和我陪伴着她。父亲其时已被调到旧金山当领事，据说因在战时向外交部请假未获准，因此一直没有回来看母亲的病，内中情节到底如何不得而知。父亲如今年事已高，往事如烟，我也不愿多追问了。
日本侵略中国，又在发动对美战争的同时（珍珠港事变），也进攻了英属香港。当时香港政府对日本的抗战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星期。
在床上我们可以听到沉重的皮靴声由远而近，有人在喊道：“他们上来了！”
就像许多大户人家的儿女，我小时候很少看见母亲，这情形尤以在当时人力充裕的国家为然。母亲社交活动频繁，都是需要花精神的，因此，她虽然爱儿女，却没有什么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住在北平外祖父家中的那几年，比我年长4岁的姐姐静宜早已上学堂，妹妹香莲比我小一岁，也和我玩不到一块儿，因此，多半时候，只有一屋子玩具和姨娘陪伴着我。
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都是在极优裕的环境下长大，从小住的是轩门巨宅，用的是进口欧美家具，踏的是厚厚的中国地毯，起居室玻璃柜中陈列着中国的古玩。家规很严，吃晚饭时都需穿戴整齐如赴宴一般。阿姨舅舅每年和母亲同到欧洲旅行，他们接受东西合璧式的教育，我记得母亲精通多国语言，外祖父常说她该是家中的外交官。
缅甸华侨不少，他们常来找我父亲，谈些什么我不清楚。
再说说我们在缅甸首府仰光的生活。我记得我们的房子很大，一部分是领事馆的办公室，一部分是我们的住宅。院子也很大，院子里有许多果树，尤以芒果树及木瓜树为多。园丁每天都把木瓜和芒果采下迭到厨房来。我记不清楚我有多大年纪，总言之，还未到上学的年龄。有一个广东老妈子带着我，我和园盯司机和门房（都是土人）学缅语，小孩子学语言进步很快，几个月下来我已可以用缅语交谈，但离缅后就忘得一干二净。
当时我心想：明天，明天，后天，后天，还有多少个生死未卜、做囚犯、做难民的明天、后天？我不敢想，但又不能不去想。难道这就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该受的折磨和灾难吗？
香港的情况仍不明朗，据说英军还在抵抗，而日本飞机每天仍目中无人地抛炸弹。我们每天大清早起床，穿上暖和的外套，到地下室避难。差不多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校中的存粮不多，我们的食粮来源短缺，校中女工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到店铺求情，请他们卖些罐头、饼干和面包给“那些可怜的孩子们”。我们晚上睡觉的常常因为吃得不饱，肚子饿得睡不着。
子宫癌在今日医学昌明时代已不是不治之症，但50年前却算是绝症。母亲去世后我和姐姐安排把母亲安葬于香港跑马地天主教坟场，该坟场大门前有一对联，文曰：“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
父亲在仰光做外交官，我们有机会到附近地区游览，我们去过印度的新德里，也去过新加坡及吉隆坡。印度的贫困使我对印度人充满怜悯。这个民族有几百种语文，多种宗教，满街都是乞丐，到处向人伸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