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外套，又为几个小妹拿了毛线衣，全部集合在长廊上，修女何着急地说：“你们还不快快地走，快！快！快！”
母亲认为，女人应该有女人的气质，随时随地像个淑女。
外祖母邱碧桐三代都住加州，她是在加州受的教育，当然非常西化。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加州结婚后才随着外祖父回到中国，我记得外祖母为了要学习中文，还请了一名中文教师；那位标准京片子的中文教师除了教授外祖母中文之外，也跟着外祖母学习英语和法语。
母亲名香词，适陈。祖父陈庆云，原籍福建，后来移籍广东。祖父曾任招商局局长，在香港算是大商贾。父亲是长子，踢名应荣。陈家也是一个非常守旧的大家庭，当年与外祖父私交甚殷，两人的妻子都有喜时，便相约若一儿一女则结为亲家，若都是男的或同是女的，则认为义子或结为金兰。后来陈家是男，廖家得女，为此我父母的婚姻是道道地地的指腹为婚。
父亲因为年少出国，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国学根底不深，后来虽然回国在北平做教授，当报纸编辑，又转入外交部做领事等职，但因为中文不能与人较高下，总有点吃亏。先母也是在欧美长大，上洋学堂，所以我上学时读中文只好靠老师，在家里除外祖父外，其余都是半洋人。连我的妹妹在抗战后期也都到美国读中学和大学。我的教育都是在中国学校完成的，后来再到美国苦习英文写作与演讲及公共关系时，我已是两个小孩子的母亲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讲。
记忆中，祖母长年念佛吃素，每天清晨即起，烧香、拜佛、念经，佛珠很少离手，除了吃饭和吸水烟筒。
外祖父精通外语，他的中文根底也极深，当年和梁寒操、汪精卫、叶公超等文人有诗词往来。抗日战争，廖公退休，避居上海。汪精卫投敌，组伪政府，一再到上海请外祖父出任伪外交部长，但为廖公婉拒。他在上海8年全靠变卖家藏古董名画度日。汪氏送年礼，廖公也不收。
外祖父家里，很少讨论金钱这种小理，父亲则一生坎坷，经常为钱发愁，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将两人的观念拉近。父亲和我虽然不是非常亲近，但内心深处，我知道他是很爱我的，只不过表达方式比较特别罢了，也许他之所以不大愿意表露内心情感，为的是怕得不到回报或受拒。母亲和父亲的性格真是南辕北辙，我自小就常怀疑他们在一起是否快乐。
我做学生的年代和一般流亡学生没有两样，是在战火和炮轰中度过的。在北京念孔德小学时，便逃到香港；在香港的圣保禄女中和真光中学完成学业后，又逃到大后方读岭南大学。都是兵荒马乱的岁月，也都是避难兼读书。当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很穷，没有什么好比较，虽然过着“出无车，吃无肉，居无屋”的贫乏生活，反而有知足常乐的心态，并不觉得太苦，倒是常常听到一些沦陷区的状况，以及日本人对沦陷区老百姓的残暴手段。和那些在日本人统治下的苦难同胞及那些做地下工作、被日人施以酷刑或残杀的爱国分子和斗士相比较，我们是较幸运的了。
晚祷时，我常会问：“啊！上帝！我们的祈祷有用吗？”但是谁来回答我？此外我知道，自己需要母亲，远胜于她之需要我，我感到害怕，但是她已无法消除我心中的恐慌，母亲的大限之期将至，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星期天早上，姐姐和我到了医院，好像母亲有意选中这个我们两姊妹都会在她身边的日子，她咕哝了几个字，但是我们都听不出她讲了些什么，几分钟之后，护士摸摸她的脉搏，告诉我们，她已经走了。姐姐和我跪在床边，不住颤抖，欲哭无泪。中国人常说，福乐遭天忌，我知道母亲不愿意死，我知道她不愿意离开我们，但天意如此，夫复何言？这是一段漫长旅程的结束，也是我生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章，母亲死了，我却必须面对许多可怕的明天。
父母的婚姻
印度当年是英国属地，缅甸也是英人势力范围，所以该地英国色彩非常浓厚，马来西亚也是英人天下，该地的橡胶园使许多在英国根本无法谋生的英人，摇身一变而为百万富翁。
母亲的身子愈来愈弱了，冬尽春来，但是春天并没有带来阳光或希望。那是一个没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终于告诉我们，母亲得子宫癌，动手术已经太迟了。我连那是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名词。母亲去世前一个月，已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身上疼痛难耐，有时护士给她注射吗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着她，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却不忍见她痛苦万状的样子，有的时候，她痛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会高声叫护士再给打一针，这时我会跑出病房，心中有无限的害怕与惊恐，而大人们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一切人间的惨剧，又是何等不公与残忍！亲戚朋友未看看，又走了。唯有我，每天放学，就去医院陪母亲，我在病房里做功课、吃晚饭，等病人会客时间终止时才回家。我多希望有个人和我在一起，让我倚在他的肩头，哭诉心中的委屈，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香港的亲戚朋友嗅到战争的危险，多半已到大后方——重庆或昆明——去了。
丫头若发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