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母亲为何要变卖首饰，6口之家，单靠300元微薄收入，怎能活下去？有件事我永远忘不了，妹妹香兰和我都想学钢琴，但家里一个月只能匀出10块钱缴钢琴学费，换言之，只能一个人去学，我决定牺牲自己，把机会让给香兰。日后，我的经济能力足够负担学钢琴的费用时，我却抽不出时间来了。
九姨现定居美国康州，她嫁给广东钱家，丈夫是名律师，叫钱乃文，现已去世。十姨嫁一香港商人，抗战时离异，现居加拿大。七姨是一个神秘人物，很少和家人往来，据说现在住在上海，我已40年没和她见面了。六姨是去年才去世的，她嫁给许崇清，许曾任教育厅长，后来又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很有学问；他们的几个孩子都在科技和学术界颇有成就，到美国留学后就返回中国服务。我的表弟许锡挥现任中国中山大学校刊编辑，正着手写中国对日8年抗战史。希望台湾学者和他合作。我母亲是老二，和三姨感情最好，可惜她们两个都是红颜薄命。三姨患肺病去世，死时只有29岁。我的母亲则死于癌症，享年45岁。三姨嫁给外交家沈觐鼎，沈家是福建望族，但三姨丈和我的父亲当年大概都靠外祖父资助，因为我们两家都和外祖父母住得很近，而且我的父亲和三姨丈也常常要到岳丈大人那儿去求救，这是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后来求证于我的六姨、九姨、十姨，她们也说当年大家的确都靠外祖父提携。
有段时间里，母亲的病况既未好转，亦未恶化。两个礼拜之后，我去见主治大夫，他是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年纪大得多。他看到我一个13岁的小女孩去和他谈母亲的病情，十分惊讶，但是我告诉他，我还有个17岁的姐姐，也会和他谈。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父亲呢？”我告诉他，父亲在新墨西加利任领事，不能请假回来，当时我对政府的战时法规不甚了解，但对父亲不能回来探望病中的母亲，心中有说不出的气愤。
不过据父亲后来告诉我，这些身居异国的华人，他们爱国心切，对于国事既肯出钱又肯出力，心地也非常纯洁善良，这是老一辈华侨的特点。他们在异乡做异客，受尽了异族的排挤，总希望政府替他们出口气，可惜政府当年内忧外患，对于这些忠贞侨胞也就无法有多少援助。缅甸侨胞多半是米商，有些经济情况很好。父亲左等右等，不见外交部汇款发薪时，有些侨领就愿解囊相助，但父亲觉得这有失国家体面，只好心领而婉谢了。
父亲因为常常接不到薪金而闹穷，领事馆的开支又大，常常要求外祖父接济，在任不到两年，请求调差，到底内情如何，我不清楚。总言之，父亲第一任的外交生涯很短，离开缅甸后，我又跟着父亲回北平。父亲再入教育界当教授，他是一个内向的人，培育青年是他的第一志愿。他的确造就了不少出色的青年，我想这是父亲生命中的最大安慰。
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佣人、车夫、门房、厨子和听差，之外还有负责打扫、洗熨衣服的老妈子，当年还没有洗衣机，全家大小的衣服、床单……，都靠老妈子的双手去洗熨；夏天有太阳，衣服可以在户外吹干、晒干，冬天的衣服常得在炉边烘干。这个习俗在中国大城市当然已由洗衣机、烘衣机取而代之，但在穷乏的乡下农村则没有多大改善，一切还得要靠老天爷。
我们每天的食物是早上一片面包和一块饼干，罐头牛奶放点糖，再掺点水；晚上睡觉前每人半碗米饭，放点酱油。没有尝过饥饿的人是无法体验到饥饿的滋味的。
服侍母亲的一位女佣是城里人，长得眉清目秀，口齿伶俐，因为她是母亲的近身女佣，其他佣人对她都有点酸溜溜的味道，她也常常狐假虎威。李妈和张妈常在背后骂她，说她是鬼灵精，她们说她时就说“太太房里的”，喊惯了，真的很难记得她姓啥名谁。那个女人总是穿戴得很整齐，白上身，黑长裤，头发梳得黑亮亮的，一个圆圆的髻，髻边常有一朵茉莉花或是其他花朵，一条手帕扣在衣襟上。她只照顾母亲，对我们小孩也是爱理不理，但对母亲倒真的照顾得很周到：母亲若是在休息，她就不准我们在母亲房外吵闹，常常说：“到外面去玩，你妈妈在休息。”她的丈夫大概不务正业，到了月底发薪水的时候就来找他的老婆，我们放学回家时，就会见到他坐在门房里和男工说三道四。我年纪虽小但也不禁奇怪：为什么一个精明标致的女人会嫁给这么不中看的男人。
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丝悲凉的气氛，我觉得孤单极了，但为什么，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当时我若是知道不到一年时间，整个家计和照料4个幼妹的责任，将落在我一个人肩上，我除了孤单外，或许还会不胜惶恐。
以后的岁月里，母亲的死使我和外祖父母更加亲近，同时将我和父亲与继母的距离拉得更远了。母亲死后，我变得比以前更独立，不一定是我想要这样做，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圣保禄书院是属于比利时修女管理的，日本人并没有对比利时宣战，而且这个修道院一无所有，只有几名修女和我们这几十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子。但谣言满天飞，听说残暴的日军不但强奸妇女，而且用刺刀和利剑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