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了一位英国贵族，交情颇深，对于父母的指腹为婚提出过抗议。当时父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也已在牛津大学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和母亲很少接触。母亲和三姨这对姊妹在欧洲过着青春少女的梦幻时光，不愿回家，但父命难违，只好乖乖地回到古巴。母亲在古巴结婚，一年后三姨和姨丈沈觐鼎在北京结婚。
廖家是广东惠阳的客家人。外祖母邱氏是外祖父唯一的夫人，而且两人相守至80多岁。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号忏庵，讳思灵，别署珠海梦余生，与廖仲恺先烈是亲兄弟，同是革命党人。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任职，入外交部后先后任古巴公使和日本大使。清末曾被派往美国，而认识了邱家小姐，他们在旧金山结婚，外祖母受的是欧美教育，婚前从未到过中国，是个地道的土生华侨，和陈家祖母刚好是个鲜明的对比。外祖母穿的是法国服装、高跟鞋，祖母有的是三寸金莲；外祖母能用英、法、日、德、西班牙、葡国话与人对话，祖母则专念佛。外祖母养了两只哈巴狗，又坏又淘气，而且宠到极点，这在当年的东方社会并不可多见。
小时候照顾我和三妹的是李妈，她和照顾么妹的奶妈——张妈是姑嫂。李妈先来，六妹出生后，李妈又把她的亲戚张妈介绍来做奶妈，而她自己的孩子就另找别人照顾（我们家里的男女佣人大概最少也有七八个，或许还不止此数）。
外祖父母家中的大宴会我还有些印象：我和姐姐在楼上偷看楼下舞厅的俊男美女闻乐起舞，并躲在门后偷听母亲弹琴、三姨唱歌。我们姊妹两人有时也不禁拍着小手助兴，直到老妈子半拉半扯地把我们送到睡房睡觉为止。
回到家，我听到一个陌生女人在客厅里和母亲谈话。那女人嗓门很大。她说：“陈太太，就是这个价钱了。这对钻石手镯很好，也难找到。不过这年头，有闲钱来买这样东西的人也不多呀，你将就这个价钱吧。”
女人的担子很重，因为她们不但要理财、担家计，还得为丈夫解决许多乡里间的大小事务。中国女人以前真不是弱者，虽在压迫中仍得挣扎求生存。我的祖母可算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不过她还算有远见，丧夫后把大儿子送到外国去读书，因为她不想大儿子受旧社会的影响，她已失去了丈夫，不愿儿子步其后尘，这一点我很佩服。
我几乎是跑着去医院的，迎着冷风，双颊感到一阵阵刺痛，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只知道急于见到母亲，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和她如此接近。人世间凡是能够有机会相爱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幸福，因为一旦人天永隔，那就只有一寸相思一寸灰了。可叹的是，我们少有懂得珍惜每一刻宝贵的时光，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这是人之常情。
我们陈家共有6个丫头（北方人称女孩为“丫头”）。我排行老二。大姐比我大4岁。她出生美京华盛顿，我是父母自美国留学回到北京，和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同住，生活较安定后才出生的。那时我们住在外交部街，也有一说是住在东总布胡同。我只知道这两个地方都是外祖父的住址，到底住在哪儿，我也搞不清楚。廖家人口虽然众多，但半个世纪的离乱，各散东西，大家对往事都有点模糊，远亲甚多，近戚则寥寥可数，而且多半年事已高，对五六十年前陈家与廖家的往事就无啥记忆了。
母亲死前一周，大部分时间已不省人事，我记得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我带了一束她最喜爱的康乃馨去医院看她，她在睡觉，我坐在床边静静地陪着她。黄昏时，她醒了，仿佛知道我在旁边似的，向着我说：“宝宝，让我握看你的手。”我握住她的手——可怜全是骨头，她紧紧抓着我，好像害怕我会走掉，那一刻，她的神智很清楚，而且想和我说什么，但是声音非常微弱，像是耳语一般，我说：“妈，您休息会儿——别多说话。”她将我的手抓得更紧了，“让我说，过了今天晚上，我可能没法和你说了。”难道她已知道自己时间无多？难道她是要向我交代后事？生何其奥妙，死又何等哀伤，然而我们都将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仍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宝宝，你就要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我走了之后，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妹妹。”我哭着喊：“妈；您不要离开我们。”她说：“宝宝，勇敢点，你会把这个家照顾好的。”接着，她又气喘吁吁地说：“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看着你们姊妹长大成人，我真想念留在北平的外祖父母，再见到他们时，别忘了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对我说话，当天晚上，她陷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过来。
据祖母说，她3岁时就被缠足了，当时痛得喊救命，但她母亲为了女儿的“幸福”，只好忍痛把这活罪一代一代地交接下去。祖母又说，半夜里，忍无可忍时常试着把缠脚布解下来，后来被她母亲发现了，干脆将她的双手也绑起来。这种痛苦维持了很久。刚缠脚不仅疼痛，而且无法走路，只好由丫头背着走。两三年后再学走路，一步一声哀嚎，有时痛得晚上想上吊，真是可怜。
母亲去世后，我成了一家之主，每月靠港市300元，维持全家生计。现在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