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就跑了出去。
我记忆中的印度、缅甸、马来西亚和越南像是一片动物园。也是英法人逞强称霸的地方。那是1930年左右。亚洲到处是殖民地。除了中国、日本和泰国（时称逻罗）不是殖民地之外，其余地区都是英、法、德、荷等欧洲国家的属地。白种人至上，黄种人受尽种种歧视与压迫，在自己的土地上反而受侵略者的驱使。第二次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独立了，但外人在当地的潜势及遗毒根深蒂固，以致许多地方的英雄豪杰虽有志革命来改造自己的国家，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谈何容易。
通过楼梯平台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对岸九龙的浓烟，只好你推我拥地往地下室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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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讲他第一次到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经历，我百听不厌，有时候我倒在他杯里睡着了，老妈子就会来把我抱上床去。
日本人对我们这群无辜的修女和学生算是特别施恩了。
每回姐姐或老妈子弄得不高兴的时候，外祖父就成了我唯一倾诉的对象。因为母亲经常不在家，他会抹干我的眼泪，说：“宝宝最漂亮，不要哭。”外祖父只给母亲和我取了乳名。
我上中学时才开始了解母亲，对她生出一份无比的爱心。伦常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微妙而深刻的，它对于双方经常是一种考验，而在人类所有感情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心该是最无私的，可惜的是，它并不是一条双向线或互惠的。我想小孩对父母的观感，多半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幼时最亲近的人，可能就是塑造我们一生的人。
还有一事记忆犹新：热带蚊虫既多，老鼠更大，每天晚上园丁把抓老鼠的工具吊上了食物，第二天清早抓老鼠的人来收拾被压死了的老鼠。那些老鼠好大，有些简直像一只小猫，可怕极了。我看过一两次，以后不敢再看。到现在事隔数十年，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我是一个最怕老鼠的人。
午夜修女们领着我们40多个女孩子到小教堂祈祷。那时不知道是电厂被炸，还是停电，总而言之，我们只靠点蜡烛做火光。我们跪在寒冷的水板上，夜晚特别寒冷，窗外可以看到天空有数点星光。在不断的祷告中我暗自问道：“上帝啊，圣母啊，难道你们没有听到我们的祈求吗？为什么不来救救我们啊？”
从圣诞节到新年，我们都躲在宿舍里，虽然可怜，但至少我们不需要再整天坐在地下室的冷板凳上了。外面的消息说日本兵扛着枪，有些拿着刀，到处横行，占领了不少豪华住宅，又说这些日本兵多半是粗人、农村人，没见过抽水马桶，他们还喝抽水马桶的水。
在那个年代，中国男人常为了要儿子而讨小老婆，父亲受了西方教育，母亲娘家又非常西化，当然小老婆在陈家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弱小的心灵中，我对那个女佣人很感激，因为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对父亲我却有点反感。六妹出生时母亲大概刚满40岁。母亲的名字——香词是外祖父取的，我们姊妹6人的名字也是外祖父取的，大姐香菊（她不喜欢这名字，后改名静宜），我是老二香梅，依次香莲、香兰、香竹、香桃。
我无意中发现了母亲的秘密与苦恼。
祖母30出头丧夫，57岁过世。在这20多年的岁月中，除了主持家务，念佛读经之外，不知她是怎样挨过来的。有些女人喜欢玩牌九、搓麻将，东家长、西家短地说是论非，祖母对此一无所好，我想诗中所谓“心如止水”正是祖母守寡的后半生的写照。
父亲有两个弟弟，二弟应昌，三弟应凯。他的二弟即我们的二叔陈庆昌，他于留学美国后回到中国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他参加了中国空军，抗战时被派到印度当武官，接待了不少当年到中国参战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行员。抗战胜利后加入陈纳德将军组织的民航空运公司，在上海虹桥机场做站1949年民航空运公司奉美国政府命令撤退，总部移到台湾，在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成立分部，经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二叔当时与一位新寡的梅夫人（共产党员）发生恋情，已伦婚嫁，决定不与公司同进退而留守沪滨。20年间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复杂政情，海峡两岸对峙的形势，我和大陆的亲友消息完全断绝。后来间接由香港方面传来讯息，才知道二叔在“文化大革命”时去世，他的第一任夫人先患癌疾去世，他后来与温风鸣女士结婚。二叔去世后温风鸣女士定居南京，并被委任为南京政协委员和南京海峡两岸联谊会理事。我第一次回诅国访问时，有关当局还特别派专员送她由南京到北京和我会面，后来我多次回祖国也有机会和她聚首。地已80高龄，但仍参加很多活动，身体还健康，有一子从商，生活过得不错。我每次到南京得到省市领导招待时，她也经常应邀做陪容。
1941年，又有一项改变，我发现自己无法兼顾家务与学业，在父亲首肯之下，我和妹妹们都进了圣禄女书院住校。
母亲未嫁前和三姨都在英国女校读书。又到意大利学音乐和艺术（母亲弹钢琴，画油画，三姨学音乐）。据九姨在母亲去世后告诉我，母亲在英国伦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