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我认为我这样受苦他应该负点责任。记得即使在我们生活优裕时，他也经常对我们讲说贫穷的苦恼，教练我们要节省用钱。母亲比他达观豪爽，这也许和她出身名门有关。
每月每人食宿费50元，五姊妹总共250元，剩下的钱，每人分得10元——衣服、书籍和其他日用品都包括在内。那段时期，如何使收支平衡，成为每个月的一大威胁，我对自己发誓，有朝一日，我如果有了钱，再也不要做预算，我算是做到了。
日本兵把手表凑到耳边去听那声音，又把墨水笔扭开来查看一番。他们仍在嘀咕着，他们大概知道这个地方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抢了，商量了一会儿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房间。在室外，翻译大声对修女说：“他们明天还要再来。”
后来学校门口多了一位宪兵守门（可说是守卫兼监视），任何人出入都得经过这道关口，而且还得向那些日本人鞠躬行礼。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我们要受英国人的歧视，因为我们要逃难；现在日本人来了，我们又成了他们的阶下囚。于是，我决定，我们非逃走不可，不然一辈子的命运只有被别人摆布。
那时我常想如果外祖父在那儿就好了，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但当时外祖父母还在北平，二老觉得自己年岁已大，精力已乏，无意离开老家，何况他们即使逃到香港，又何以为生？
外祖父和母亲是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小时候我最敬爱他们。
12月25日圣诞节，信奉基督教的教徒该是个欢乐的日子，但那一年真是个充满苦难而又倒霉的节日。
和我较为熟悉的是九姨和十姨，她们是母亲的亲妹妹。
走进医院，我直奔母亲的病房，她躺在床上，半醒半睡。
当年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务长，并兼任英文系主任，工作很忙，但他对于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我记得每逢周末常有学生到家来向父亲讨教，有时假日也常有些教授来家串门子。父亲喜为人师，我相信这是他一生较为愉快的时光。
再说廖家。
外祖母弹钢琴、玩桥牌，回到中国又学会了搓麻将，但她最喜欢的是跳舞，而且常穿红缎做的高跟舞鞋，据说那都是在巴黎订做的。外祖母穿洋装、烫头发，喜欢用各种名牌香水，为此她的儿女们都有点洋化。外祖母读过很多英、法名著，也和一些英、法作家通信。早年在北京，外祖父娶了这么一位新潮女郎，使得廖公馆常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外祖父也很自傲有这么一位出众的娇妻。
大概是夜幕来临，轰炸暂时停下来了。修女领着我们上楼，来到餐厅。大家急忙排队上洗手间，又累、又僵、又饿，虽然餐桌上只有白面包和牛奶，但饿了近12小时之后，大家都饥不择食，狼吞虎咽地把一切吃个精光。
躲在宿舍内我们唯一的消遣是读书、读圣经，但外面时有枪声，也可以听到日本兵的呼喝声，还有会说日本话的中国人替他们做帮凶、做翻译，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家喊的“汉奸”。我们知这日本人正到处抢夺，他们哪一天会到我们的校舍来，那是时间问题了。
我的母亲廖香词和她的兄弟姊妹多在欧美上学，父亲陈应荣也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得了法学博士，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深受欧美文化影响。母亲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读音乐和绘画，对于欧洲有一分情缘。她对于中国的盲婚自然有莫大的反感。父亲是长子，13岁丧父即被寡母送到英国的伦敦读书，也深受英国习俗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是“奉父母之命”自欧洲回家，其时外祖父在古巴当公使，结果父母便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了婚。
父亲老记着在特殊的日子打个电话来，比如说我的生日或感恩节等等，走到哪里，也不忘寄张小卡片，告诉我他爱我，也许他这样做，是想弥补我们之间那一段失去的岁月。但是，一心想取悦别人的人，却往往不知如何表露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父亲的悲哀，也是我的不幸。不过，虽然历经如许忧伤，我的小世界里，仍不乏爱的温馨。
逃亡是多么可怕的名词，但在那个时候，能够逃亡是非常有福的了，因为有些人是根本不准离开香港的。
我照顾母亲、奉养她老人家的心愿，在母亲进医院检查身体时，就注定永无实现之日，她进医院还是好好的活人，出来时即被送进了殡仪馆，这一切就恍如昨日。还记得那天早上，上学前，我和平常一样到母亲房里向她说再见。通常，时间那么早，她都还在床上，但那天，她早起来了，正在收拾衣服，整理出一只箱子。我对她说：“我以为你只检查一天就回来了。”
整整一天，我人在课堂，心不在书本，恍恍忽忽上了一节又一节的课，老师在上面讲，我心神不能集中，根本听不进去，只焦急地坐着等下课。4点钟，铃声一响，我头一个冲出教室，老师把我叫了回来，问我为什么这样没规矩。依照旧式传统，学生一定要等到老师下课后才得离开，我难为情极了，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记得我转过身去，用全班同学都听得到的声音，吼着：“我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