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拿到半瓶花生油。每次女佣人带着空瓶子出动，拎着盛着油的瓶子回来时，我们都非常高兴，就像被邀请去吃喜酒一般。若是拎着空瓶子回来我们就很沮丧，因为整个星期我们就只好吃白水煮的豆了，吃加点盐、和着沙子的粗米饭，改一天又换个口味，吃使人想作呕的又黄又老的包心菜。有些店铺在日人的统治下又重新开张了，但物价很贵，修道院又穷，偶然买得一两斤肥猪肉或者腊肉，那就是大喜的日子了。
1942年正月中旬，大姐静宜和我们联系上了。她1941年底刚在香港半山的英国人办的圣玛利亚医院护士班毕业，毕业后就被医院留在那儿工作。香港沦陷前后我们无法联络，也不知道她的情况。1月中旬她托人带了一封信来说她还好，但要留在医院工作，照顾伤兵，暂时无法到学校来相聚。我也托人带了信给她，算是互报平安。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机群猛炸香港九龙的启德机场，3天之后不但占领了启德机场，而且整个九龙也被日军控制了。
一个春天的下午，放学回家途中，我想着要母亲给我买一件和同班同学雪莉一模一样的绿外套，都种款式很特别，雪莉是我的好朋友，两人常常一同读书，一同做功课。
当外祖父出使日本时，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散了。而父亲因为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教务长，我们也跟着搬了家。那时我们住在东城贡院，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很宽敞，院子在房子的中央。我还记得大门前是一片空地，房子四周有围墙，来客进入大门后须经过一条长廊，这些长廊是人力车和马车停放的地方，长廊的尽处另有一道门，两旁是听差和车夫休息的地方，通过第二道入口才入正房。我们在那儿住了三四年，因此我对这栋房子印象深刻，如今合上了眼睛还能依稀记得那房子的结构、桂花开时的馨香、秋天梧桐叶落满地的景况，一切仿如昨日。
父亲在北平做过英文日报编辑，好像当时叶公超先生也在该报做事，后来又在北师大做教务长及英文系主任。父亲和叶先生都是留英学生，不过叶先生比父亲年轻，我们喊他乔治叔叔。父亲入外交部时，我们还是未入学的小孩。记得他曾到缅甸做领事，我们全家大小一同从天津乘船到印度再到仰光。那段任期不太长，好像是因为外交部没有经费，我们在那儿只过了大概一年，又转回北平。回北平后我才上小学。在北平东华门大街孔德小学上一年级。
在仰光住了几个月后，父亲又带我们去越南，我记不清楚，似乎父亲有事到越南公干，于是母亲领着我和姐姐也一道去，记得我们曾去河内和海防，后来又去西贡。越南是法国属土，一切都是法国风味。法国人最会享受，从前如此，现在也没有改变。他们把越南也花园化，的确别有韵味。但因此也使越南人学会了许多法国人的贪污和风流，好的没有学，坏的却都精益求精，这或许就注定了越南的命运吧。
亲戚朋友的帮助有限，姐姐和我必须安排一切丧葬事宜，结算医院的帐单，选墓地、墓碑，对一个像我这种年纪的孩子，那实在是一段痛苦又可怕的经历。失去母亲的打击，很可能使我变得愤世嫉俗，幸赖朋友们始终如一的关爱，我才没有消沉下去。有时候想起来，中国及其人民在长期战争中受尽日本军阀的欺凌，母亲能在战事进行到一半时离开人世，未始不是幸运，成千上万的同胞吃不饱，穿不暖，至少我的母亲能作永远的安息。
其后我又听到母亲低声和那人说些什么，我站在门角，女佣要我走开，我死也不肯。
我初次去印缅和东南亚时年纪太小，毫无印象，但第二次大战后旧地重游，更亲见了那些殖民地的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那段辛酸的过程。
小时候，我大概是个倔脾气，最讨厌姐姐管我，我不听她话的时候，她总是说：“我要告爸爸。”我知道父亲一定护着她，因为她是老大。有时候，我给逼急了，也会说：“我要告诉妈妈。”听了这话，姐姐会带着揶揄的口吻说：“啊！你见不到她的。”这是实情，母亲经常午夜12点以后才回到家中，很少起来吃早餐，她不是外出购物，参加宴会，就是在家里忙着接待客人，我一直到上了学，才逐渐认识母亲。她去世前几年，我们非常接近，在那短短几年里，我对她敬爱交加。
他们和翻译咕哝了几句。翻译说：“他们还要。”
母亲说：“也许要好几天。”然后她搂着我说：“假如我要在医院待久一点，你会照顾家里和妹妹们吧？”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当然，妈，您别担心。”接着我说，“也许我该留在家里，等您进了医院再走，或者今天就不要上学了。”她说：“不，你现在还是去学校，下了课再来医院看我。”
母亲死后，我常在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步行很长一段距离，去到母亲墓前。有时候，我的感情似已枯竭，空洞洞的一片，我总是驻足良久，不忍离去，我意识到，她的梦想和希望，已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了我。
童年
那个时候正值二次大战期间，我虽只髫龄，己饱受战乱之苦，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