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回来呢？”
这是招待会上问得最多而又最恳切的问题。“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周恩来铿锵有力的回答久久萦绕在人们的耳旁，回响在会场上空。
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的行为，充分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通向和平、民主的道路被完全堵死。同时，战争初期的实践证明，革命根据地军民只要在长期战争中，坚持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法，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就完全有把握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国大”召开之时，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延安的包围，国民党政府驻延安联络官已做好撤退的准备，决裂的架势，已经明显摆开。
人民军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军事上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在四个月战争中，人民军队共歼灭了国民党军队达到30万人，其中起义、被俘和毙伤的各约占一半。人民军队损失兵员12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2.4倍。而且人民军队的伤员大约80%在伤愈后仍然归队，但国民党军队很少有人归队。
四个月的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的城市153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等解放区中心城市。人民军队收复或攻占了48个城市。面对这一形势，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蒋介石认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下决心关闭谈判的大门。
毛泽东在总结了七八九3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后，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并且预计，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强调实现这种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的召开，中共中央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来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的事实中得出来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进攻延安给各局的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蒋介石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代替了前一阶段使用的“自卫战争”。因为形势证明，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了。
抗战胜利以后的人民军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武装，从此有了一个响亮的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使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中认识到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
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起义过程中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公开的称呼是国民革命军。直到8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才明确提出：“建立工农的革命军”。但各地起义武装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的称农民革命军，有的称土地革命军，还有的称游击队。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发《军事工作大纲》中，才明确规定：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共4.6万人。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序列。由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这个名称已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