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他联合中间党派参政员发起了宪政问题座谈会。又在西南联大发表了题目为《中国战时宪政实施及其步骤》的演讲，在《再生》杂志发表《论多党一党问题》力陈多党存在的合法性。颇具声势的民主宪政运动就此兴起，后因国民党的阻挠而告失败。1944年9月，张君劢在《民宪》杂志首次就国共问题提出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表明第三方面的原则和立场，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并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同年8月，国社党与民主党合并为民主社会党，任该党主席。
张君劢起了个大早，一套太极剑还未打完，国民党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就进门了。
“劢老早，身手不减当年呵！”雷震边说边进了门。奉了蒋介石的旨意，雷震一点都不敢怠慢，当晚就从南京赶来了。“请进，请进。”张君劢立刻收了剑，把雷震让进了客厅。会议定在9时进行，不一会儿，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和罗隆基相继进门。
在座谈会上，雷震向民盟代表说明自己这次来沪的使命。他开宗明义地说：“为了打开当前国共谈判的僵局，孙科院长昨日在南京接待记者时发表了长篇谈话，表示对重开国共和谈充满信心，政府已经制定重启和谈的具体方案。”
雷震知道孙科已打过电话给民盟在上海的代表，他接着说：“国民党愿意同共产党重开和谈，以达到永久停战的目的，政府邀请政协留沪的代表，包括共产党的代表，都到南京去。”他还说：“希望第三方面的代表多多尽力调解，特别请民盟的代表多多向共产党代表劝驾。”
雷震这次来沪，张君劢事先也接到孙科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所以，雷震在座谈会报告完毕后，张君劢首先发言：“民盟代表一贯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共争端，现在谈判出现僵局，谁也不会休手旁观。”并表示力劝周恩来代表到南京参加和谈。
黄炎培、沈钧儒等人知道周恩来为国民党政府不讲信用一再破坏停战协议很是生气，但是，再当面听听周恩来的意见也未尝不可，故没有表示反对意见。
这样，大家立即乘坐二辆汽车一同前往马思南路周公馆，准备向共产党代表劝驾。
在周公馆，周恩来、邓颖超见平日不多见的张君劢和黄炎培、沈钧儒等民盟的代表同时到来，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他笑着对张君劢说：“今天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呵，竟然把劢老也刮出来了！”
张君劢拄着文明棍，也笑着说：“国事重于泰山，特来求教周先生啊。”
落座后，谈话很快直奔主题。与民盟代表的谈话周恩来从来不绕圈子，他颇为气愤地说：我们早已对于张家口问题提出严重警告，半年多来的谈判中，共产党为和平、为人民向国民党作了许多重大的、委曲求全的让步。
民盟的代表也指责蒋介石缺乏信义，但在谈话时，仍尽力劝周恩来有问题到南京可以继续讲，这次有孙科院长作内应，应该会有效果的。
周恩来在谈话时虽很激愤，但对第三方面代表的态度仍是热情的，没有关死和谈之门。在这次谈话中，民盟方面张君劢、黄炎培发言较多。他们虽然也指责蒋介石缺乏信义，可是谈话重点却放在劝驾回京上。
沈钧儒提出：“政府的计划多变，我道建议由南京方面派出比较负责的代表到上海来进一步交换意见后，再确定大家的行止。”他的讲话，受到民盟代表的一致赞同。
送走了民盟代表，一个赴南京再战的念头在周恩来的脑海里翻腾：去南京，和谈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不去，第三方面对和谈的幻想很难打破。同时，对争取第三方面共同抵制“国大”不利。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邓颖超、华岗等人，商量分析回南京的利弊。虽然，邓颖超非常惦记周恩来的身体，希望他能在上海多养息一下，但还是主张要去一趟南京。
晚上，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目前局势是国民党正在发动和平攻势，而第三方面因怕破裂，也参加这一和平运动。现在的中心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如能争取到民盟全部或大部分不参加‘国大’，就是胜利。
在民盟代表去马思南路的同时，雷震在张君劢家约见青年党左舜生、李璜以及无党派的胡政之商谈。
左舜生，1893年出生，湖南长沙人，名学训，字舜生。1914年入上海震旦学院学习，1919年任职于上海中华书局，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为右翼代表人物。1924年在上海参与创办《醒师》报，任总经理，宣传反苏反共。1925年加入中国青年党，后当选为青年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任国民党政府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代表该党加入民主政党同盟，任秘书长，后被民盟开除，时任青年党宣传部长。
张君劢和民盟代表从周公馆回来时，雷震与青年党的代表交谈尚未结束。
张君劢连忙让佣人安排午餐，并将同周恩来谈话的经过告诉了雷震，他说：“周恩来的态度虽然严厉，却没有关闭和谈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