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时，罗隆基把从陈家康私人谈话中所听到的“共产党可能要回延安”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并说：“梁漱溟说了一句趣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李璜说：“死马也要当着活马医，大家都到南京去。”
大家一致表示，既然第三方面出面调停，国民党方面就应表明永久停战的诚意；其次，要国民党方面派更负责的代表到上海来进一步表明态度。
闻讯政府代表与第三方面在张君劢住宅商谈调停事宜，早有一大批记者在门外等候消息。于是，谈话会又推罗隆基代表大家去发表消息，并附带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只许说正面积极的话，不许说消极带刺激的话。
罗隆基，1898年出生，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曾留学美国，1931年与张君劢等组织再生社，出版《再生》刊物，1932年再生社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先后任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及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1941年参加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时任民盟中央常委。
从此，罗隆基就正式成为第三方面发言人的差事。直到第三方面参与南京和谈失败散场之日。
16日，京、沪报纸上登出邵力子代表在南京的两点谈话：一是政府准备停战；二是他准备马上到上海去迎接中共代表和第三方面代表回南京。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蒋介石发表关于重启国共谈判和邀请中共参加国大的声明，故作姿态地提出了中共参加国大、交出代表名单等8项条件。8项条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两件事：第一，停战时华北、华东共产党军队暂驻现地，换言之，那就是关内就地停战，关外再说；第二，关于关内恢复交通和关外共产党军的驻军地点，把6月间经过三人小组协议而当时蒋介石不签字的方案，又重新拿了出来。显然，这是因为形势改变了，协议今天对他有利了，重新拿出来作为重开和谈的具体条件，并要挟中共提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
随着和谈破裂的日益明显，社会上传说，上海的中共人士将撤回延安。还误传周恩来要赴香港的消息。国民党警察局神经过敏，惊慌失措。
傍晚，周恩来带着副官何谦去外白渡桥苏联驻沪领事馆办事。当那辆“纳喜牌”汽车刚开出周公馆，就发现后面有一辆小汽车紧紧尾随。周恩来的车停它也停，周恩来的车开它也开。
何谦凭炼就的眼力，借路上微弱的灯光，一口说出了车牌号：“是中统特务的汽车！”
周恩来叫司机绕道返回周公馆，突然刹车。
车刚停下，周恩来就拉开车门，跳下汽车，走到特务的汽车前，厉声责问：我是周恩来，你们为什么跟踪我的车子？是蒋委员长和美国马歇尔请来谈判的，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是谁让你们跟踪的？说着又并要他们出示证件。特务吓得说不出话来，只得说是卢湾分局派来“保护”的。
周恩来说：你们回去吧！我打电话给你们吴国桢。我们还在谈判，我又不不走，为什么要跟踪？并嘱咐何谦记下特务的车牌号码。
那几个特务只好灰溜溜地掉头开跑了。
第二天上午，准备撤退到香港的夏衍、乔冠华和龚澎来向周恩来辞行。谈到中午，周恩来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的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几年以后再见面。说到这里，他忽然提出：今天我来替你们饯行，吃一次上海的大闸蟹。
于是，他们4人和陈家康一起外出到福州路一家饭店吃饭。特务们又乘昨日所用的汽车换了牌照又来跟踪。周恩来很生气，再次下车质问，并且要与他们一起到吴国桢处。跟踪的特务矢口否认是国民党党部的人员，只说是普通百姓。回到周公馆，周恩来亲自打电话责问卢湾分局，对方只好说是奉命行事。然后，他又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提出抗议，要他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吴国桢只好作了保证。
放下电话，国民党吴铁城、邵力子代表和雷震走进门来。他们一下飞机连饭店都没去，就先奔周公馆来了。
晚上，吴铁城、邵力子又先后同民盟代表和各党派代表团分别座谈，积极鼓动第三方面劝说周恩来回南京。
第三方面推出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李璜、左舜生等连夜向周恩来转告同国民党代表会谈的经过，周恩来只是表示，国民党所提8条不能作为重开谈判的基础，对于回南京一事他既未表示同意，也没有断然拒绝。
1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同中共、青年党、民盟、社会贤达各方面全体在沪代表就恢复商谈问题交换意见，决定恢复商谈方式依“谈、停、谈”程序进行。
、当日，第三方面人士及国共政协代表，在周公馆进行了第一次非正式商谈，重点讨论恢复和谈的具体步骤。
周恩来代表中共方面作了“关于中共对恢复和谈的声明”，他首先指出了在一年多来的和谈中共所作的八次让步，最后说：只要政府有这种最低限度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