溟又追风赶日似的连续走访了在上海的第三方面其他代表，邀请大家与周恩来一道回南京，得到大家的赞成。
当晚，梁漱溟兴冲冲地又连夜搭车赶回南京。
早晨，他在南京下关火车站下车时，看到报上赫然登载着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的消息，心里登时一沉。面对闻讯赶来采访的记者们，他耸了耸肩脱口说出了一句当时传诵一时的名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蒋介石不顾共产党人的一再警告和各种建议，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于10月11日悍然攻占了张家口。同一天的下午，南京《中央日报》立即发布了“国军占领张家口”的号外，宣布“国大”将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还用“天下事大定矣”的语气，欺骗人民。由国民党政府单方决定，严重违背政协决议的大事也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出台了。用一句俗语来说，蒋介石政府有点“得意忘形”了。
当天晚些时候，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在梅园新村针对记者提问，回答说：政府攻占张家口，片面决定召开“国大”，是表示决心推翻政协决议，实行全面内战，中共不受“国大”约束。由此引起全面内战，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
第三方面虽然不希望看到和平就此无望，但到了这个地步，连梁漱溟先生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是，马歇尔和蒋介石还要做出一些姿态，装作它还是要和平的，倒是共产党不愿谈判。
梁漱溟从上海回南京后，一直气恼地呆在蓝家庄民盟总部，电话也懒得去接了。但是，从上海回宁后，蓝家庄的电话好像特别忙起来。蓝家庄虽说是民盟总部，但民盟的代表大多在上海忙自己的事情，不开会时的只有三四个工作人员。
拗不过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执着地邀请，梁漱溟和一名工作人员还是乘马歇尔派来的专车去了美国大使馆。
司徒雷登再次邀请梁漱溟和民盟代表参与国共谈判，为和平而努力。
梁漱溟被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虚伪陈词所感动，他终于答应了，并提出：“第三方面从明处出力，美方还要顺着我们用力的方向一同用力，政府方面由美方出面接头，中共方面由我们负责接头。国内国外的三方面一齐用力，事情或者还有希望。”司徒雷登一口答应说：“一定尽力配合。”
梁漱溟尚未出门，邵力子又从蓝家庄打来电话，约请他和李璜晚上在励志社吃饭，有要事向他讨教，还说吴铁城、王世杰、张厉生也将出席酒会。
席间，王世杰、吴铁城热情有加，一再劝说梁漱溟、李璜，请他们转告在上海的第三方面代表，政府希望他们来南京，继续为和平而努力，并声明：“委员长也有此意。”
王世杰、吴铁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原来，蒋介石想的是国大就要召开了，如果国民党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时候，能与共产党达成有利自己的协议并参加国大会议是最好的，如果共产党不愿参加国大也有利于自己蒙蔽舆论。否则，也就拉扰第三方面参加，借以孤立共产党，欺骗人民，取得政治上、军事上的双赢，实现他的一箭双雕。因而，在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的第二天，蒋介石给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打去电话：“到上海，找民主同盟、青年党的代表谈谈，要邀请留沪的政协代表，包括共产党的代表，都到南京来，重开和谈，告诉第三方面代表要尽力调解。”
宴会前，邵力子悄悄告诉梁漱溟一个机密，孙科也不愿意和谈出现这种僵局，已经答应尽力从中周旋，促成政协决议实现，和谈成功。邵又告诉梁，孙科说政协如果失败只有利于蒋介石一人，而非己愿。
孙科出生于1891年，字哲生，是孙中山之独子，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刻苦读书，诚笃好学，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立大学博士学位，在伟人父亲的影响下，学贯中西的留美博士开始走上自己并不擅长的政治生涯。北伐战争前，曾先后任广州非常国会外交部秘书、广州市长、交通部长等职，后任建设部长、财政部长、考试院长等职，时任立法院院长。作为一介书生，他并没有从政经验，但因为他是孙中山惟一男嗣，故对于国民党的各派来讲，都需要时不时地把他抬出来当作招牌，寻到有利于自己掌权的合法性。在当时，孙科在国民党内部受到排斥，也感到孤立，希望通过政协决议的执行，扩大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权力，改善自己的地位。
得到马歇尔、司徒雷登和邵力子的内幕消息，梁漱溟感到信心百倍，席间他表示了为和平奔走，不惜肝脑涂地的决心。15日上午，上海愚园路范园张君劢的住宅，政协第三方面的代表将在这里举行磋商会议。
张君劢，1887年出生，江苏宝山（今上海）人，名嘉森，字君劢，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民盟中央常委。早年就读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1909年创办《宪政新志》刊物，宣传君主立宪，回国后被清政府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浙江省交涉署长、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冯国璋总统府秘书、北京大学教授等职。1933年发起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组织再生社。抗战爆发后被聘为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