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研究电视工业，必须由古代做起，即六七年无线电视开台，第一集《欢乐今宵》是怎么做的，现在访问不了沈殿霞了，就访问其他刚刚离开无线的人，要做地毡式的口术历史。
梁：但我的印象是早在八十年代，你和吕大乐他们就已经对流行文化很感兴趣了，而且还写了不少东西。
吴：我们当年做的其实是流行文化评论，那时流行法兰克福学派之类的新左翼思潮，大家将流行工业当成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份，要批判它的歌词怎样教坏人、怎样表达霸权思想。但其实左翼也有盲点，例如流行文化的运作模式、它的明星制度等等，他们其实只看到十分之一的面貌。到九七后才渐渐有了当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香港的娱乐事业不断输出到台湾和大陆，相当强势；也因为回归前本土意识浓烈，它的成长壮大总是离不开大众传媒，于是研究流行文化的风气就兴起了。然而，流行文化研究在学院的分布很不平衡。比较文学系、英文系对流行文化敬而远之，结果只得岭南大学陈清侨的文化研究系很厉害。社会学系向来研究严肃的课题如工业社会、阶级活动、社会运动等，不擅长研究流行文化，只有我、马杰伟、冯应谦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我们算是迟入行，例如我自己最初其实是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在跟我做流行文化工业的研究生很多，但到最后毕业的论文却很少，唯一的例外是黄志淙（前商业二台台长），好在他本身是行内人。因为要进入这个行业内部很困难，坐着研究梅艳芳的歌词容易，但要研究她背后的华星唱片公司就不同了。九七后学界气氛是舍难取易，你明知这篇文章一年之后未必完成就索性不写。我现在对流行文化工业的研究，不能算是合乎大学要求的学术研究工作，于是我只好尽量平衡，也做些正统学术上要求的家庭研究、社会指标研究等等。
梁：为甚么香港的流行文化工业都已经衰落了，你们才开始研究它呢？
吴：人总是后知后觉的，你要经常搬屋才会缅怀旧居，没有清拆皇后码头，大家就不会讨论历史建筑。从电影出产数量和唱片销量，都可清楚看见香港流行文化已死，所以我们更要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即使是后知后觉，至少起步了，纪录一些已成为历史的，或者属于现在进行式的东西。
梁：那么业界的人欢迎你们吗？
吴：不，他们对我们的研究未必很有反应，除非是很有用的东西，例如行业策略和创意产业个案调查等，或者像我正跟陈云做香港电影支持政策报告书。这种研究一定要直接访问行内人，跟他们商讨，那么学院和业界就有接触了。至于文化纪录式的学术研究，像许冠杰研究这种抽象的东西，行内人很难应用，我只能希望这些成果也能慢慢渗透到行业内。
梁：从学者的角度来看，你觉得香港流行文化工业现在的处境是甚么状况呢？
吴：它正面对两种转型。一是「媒体接轨」，例如出碟是为了保持定期曝光、有曝光才能争取广告收入、去红馆开演唱会、在内地接表演骚等等，总之是为了其他赚钱渠道才出唱片。另一个情形是「地域转型」，以前香港的流行文化工业很内向，一张唱片八成都是内销，无线电视的九成收入都在香港赚取；现在则必须顾及大中华、大亚洲，甚至世界性的。
梁：有不少人都觉得香港流行文化的出路是更成熟的工业化，你同意吗？
吴：不过这种工业化对创作未必很有益处。以前港产片粗制滥造、快工出粗货，粗得全球独有，才够有趣，有时乱打乱撞才会出现火花。反而太着意、太计算的话，像一个笑话plan了三十次就不好笑了。周星驰的电影没以前般好看，也因为要照顾新媒体和地域市场的转变，多了计算。其实以前做粗货的都是很有本事的人，像饱读诗书的黄沾，虽然不是读音乐的，但十几岁已替李香兰伴奏，以前那种做粗货的环境有这些文化人在，结果造就了盛世的流行文化工业，真是机缘巧合。今天我们要工业化，不许再胡乱搞粗货，但又没有装备广泛的文化人。我们现在有的是荷里活的形式，却没有荷里活的功架，他们的戏拍得好专业，即使没有灵魂，但看上去仍觉得很美观，这是不容易的，是累积了多年的手艺。香港现在处于尴尬的位置，最大的本土流行文化机构叫英皇娱乐。我叫学生绘制一个讲述英皇结构的图表，它包括了vertical integration，即从制作到发行都一手包办；以及lateral integration，音乐之外还做出版、电视、电影等不同媒体，横向地互补不足。学生画完，觉得英皇好厉害。但你再跟外国其他娱乐机构如新力及迪斯尼比较的话，才明白它们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原来放在国际层面上，英皇是这般不外如是的，没有一个部门是成熟的工业运作架构。韩国的三星，不单有行业上的合并，甚至包办博物馆。搞流行文化工业要讲策略讲结构，香港在这方面是一定输的。
梁：你既研究明星，又认识不少明星；我想问你一个简单得愚蠢的问题，甚么是明星？
吴：就是平凡中又有不平凡的人，他有些特质跟我们相通，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