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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香港市民来说，詹宏志是近年《壹周刊》上的新进专栏作家，最擅长的就是评析全世界各种流派的侦探小说；但是对所有喜欢读书、关心出版的读者而言，詹宏志则是一个惊人的奇才，早年是台湾有名的文学评论人，后来则是出版界的革命家，一手促成了「城邦」集团的出现，更熟悉他的人还能数出他是杂志《PC home》、华文世界第一份网络报纸《明日报》的创办人、侯孝贤与杨德昌的电影策画人、「滚石唱片」黄金时期的老总及传统电视台和割据一方的大报也都曾留下他的身影。
无论走到甚么领域，詹宏志总给人一个停不下来而且永远指向未来的梦想家印象。然而，不论他的身份又有甚么新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他是一个读者，而且是个几近全能的精练读者。难得遇到这种人，我们当然想向他请教一些读书的方法或秘诀；可是詹宏志的读书能力是一种天赋，而天赋是学不来的。真的要学点甚么的话，倒不如学他的态度──一种宽容的读书态度。当然，他那股终身学习的动力也是可以效法的，虽然我很讨厌「终身学习」这四个字，因为我们香港人把它变成了终身考文凭的意思，是恐惧失业的中产阶级与面临经济转型的无助劳工的专用词；不过在我所知道的人当中，又的确没有多少个能够比詹宏志更担得上终身学习的典范。
梁文道（梁）／詹宏志（詹）
【发明一款电话？连我也没想过】
梁：离开了出版业，你现在的工作是甚么？
詹：我现在的公司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最初它只不过是一个杂志的网站，后来变成了一个portal（门户网站），现在则成了全台湾最大的e-commerce（电子商贸）的公司，光是去年就有六十几亿（新台币）的生意，是台湾一个较为活跃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台湾第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它的业务有点复杂，除了是一个e-commerce的公司，也是一个portal，更是internet telecom（互联网电讯），在台湾做Skype（互联网手机）的服务，也做Skype的device（设备）。没想到我现在也开始做硬件，这是三十年来从没做过这种事。<strike>ｈｔtｐ://rike>
梁：真的没想到。
【边做边学】
梁：我想很多人看到你过去几十年来做的事情，都会觉得你走在时代的前面，做了很多既大胆又富开创性的事情。比如说 Skype电话，你刚才也说这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做硬件。这是一种冒险性格吗？
詹：t.E.Lawrence说过，有人睡觉时做梦，有人醒着做梦，而醒着做梦的人比较可怕，因为他真的会去做……我想这可以解释为甚么有时我会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知道自己是醒着做梦，还是糊里胡涂的在做。就像我看Skype，里面好像有一股动力要往前走，但却没有人愿意去把它释放出来，也没有人相信。如果有人做了，我可能就不会去做；但如果没有人做，我就会很好奇，试试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可行。回想起来，有点天真，这也是决定了我过去做对的和做错的所有事的命运。我原来是一个写文章的人，然后我做了编辑，我发现为甚么我们同行觉得有些书很好，但真的卖不出去，那到底是我们的市场营销出错，还是社会本来就和我们格格不入呢？我有一种好奇心，也想让有人知道，我们的编辑必须自己跑出去卖书，才能知道我们想的事情是对还是错。
梁：很多人如果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坐下来讨论、探讨，说完就算；但是你会去实验甚至实践，这是一种求知的方法吗？
詹：或许这就是learning by doing。在出版这一行，大家都卖广告；但我会先把广告放在一份报纸里，计算每一天的订单量，再把同一个广告放在另一份报纸，看看它带来的订单数；然后我再比较每一份报纸所收的广告费，跟我能得到的订单数。时间也很重要，一个广告在星期一刊登，订单可能有三千，星期四有四千，星期五有五千。我要这么做才能选出最好的时间，找到最合适的报纸。当时出版社的规模很小，因此每一笔钱都要用得很小心。后来连其他出版社的人也跑来跟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的？」我会告诉他们，因为我的经验也是其他出版社给我的，我花了大家的钱。我早期在远流的时候，其他同行陆陆续续希望我帮他们做这种事，因为大家的钱都不够用。后来我开始发现做出版要注意的不只是marketing，不只是卖书，也不是怎样管理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怎样处理创意跟社会对抗的问题。出书的人并不全都跟社会配合，否则他为甚么要出书？出版一定隐藏着要改造社会，和改变甚至对抗世界的理念。你怎么在资本主义的体系里找到这种距离呢？靠原始的个人力量吗？或许你今天有力量，明天就没有了。我想这里面或许有一个客观的东西，我希望能学到这个原理。一个企业在社会上若要有所作为，他应该要向资本市场学习，一个小型出版社也可能要向上市公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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