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理解你也没别的办法得到，你只能去做。
梁：后来你做电影也是基于类似的想法吗？
詹：其实我对这个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每次到了拍摄现场，我都觉得很痛苦，因为大家都在等，我一直都不明白，为甚么拍电影不能用更有效的工作方法呢？我真的很不耐烦，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任何电影现场的工作。我只能向大家说你们收工后到我家里来吧，所以那时候都是他们半夜到我家里来开会。我之所以尝试做电影，完全是因为我很喜欢侯孝贤的新电影。一个朋友那么厉害，但却没有资金拍片，我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于是我跑来做一个电影的策画人。当时我跟电影界的老板们坐下来，他们总是说你要劝劝侯孝贤，节奏要快一点，动作要快一点，不要那么慢，也不要用那些演员，为甚么不用刘德华、叶子媚？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是在我听来每一句话都是消灭侯孝贤的方法，而不是帮助他。我觉得侯孝贤的发展已经不可以用这样的电影环境来支持他，不可能，你一定要有一个前进的想法。于是我就把它想象成书，如果它是书，我会怎么做。有的书畅销，出版之后每一个人都会买；而冷门的书，我则不能发行到处处都有，我只能发十个、二十个书店。如果侯孝贤的电影用一般院线那么昂贵的一种发行方法，做了二十个拷贝，光是到处宣传就已经花了八百万，而你的票房根本没有八百万的收入，这就已经说明你根本不能赚到钱。然后我就想到电影能不能不在院线发行，就像卖书一样用邮寄的方式呢？我甚至还想过要不要发行侯孝贤公债，因为很多人希望他有戏拍，拍完后大家拿到广场上放，观众都不要付钱。我很想试试我的想法是不是可行，于是将他的电影卖给从来没有发行过电影的公司，后来证明了是可行的。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但就这样从 1989年后，四年内我做了九部电影的制作，大部份是侯孝贤的，杨德昌的有两部。再强调一次，我不喜欢这种工作。电影要发行了，我要跟片商坐下来谈发行计划，那时候家里没人，我还得把小孩带去开会。很多电影人是流氓，所以我的语言马上就变了，我的小孩就瞪着眼睛看着我，因为他没有看过爸爸这样子说话，他不知道我是个演员，我可以变。我的工作时间也不对，我是个早上四点起来的人，晚上很早就睡觉。我还做过两次唱片公司总经理，在滚石做了一年多，后来又去了另一家公司，做过伍伯、林强这些人的作品，那是1991及1992年的事。我只知道我的 life style跟他们格格不入，我早上八点钟就回办公室，到下午五点他们才起床；晚上八点开会后，九点他们进录音室，可是进去以后他们十一点才开始工作，两点钟进入状况，一直到天亮。我发现我跟他们的节奏完全不一样，我不喜欢那个生活，而且演艺圈朋友的情绪起伏很大，我则像机器人一样永远没有脾气……
梁：你常常都是那么冷静？
詹：冷静可以掩护我内心的冲动。大部份时候我都可以冷静地分析一件事，可是要去做每一件事最原始的动力却都没有理性可言，我做的每一件事按理性来说都是不该做的。可能是因为选择了不该做的事，就要用理性去掩饰一切的错误。
【乡下人进城】
梁：看来你做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跟求知欲有关，所有工作和计划似乎都是一个又一个知识探讨的机会，背后有一个很强的o truto knowledge，一种意志。
詹：我自己倒没有这样想过，不过你刚才说的又的确可以解释我的状况。首先我是个从乡下来的人，本来就不了解城市，所有事都是硬着头皮去做。说一件很可笑的往事吧。刚到出版社时我干的是美术设计，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学校读书，而文字为主的工作至少要大学毕业才能做。我之前画过地图，所以很早就学会一些绘图方法，所以基本上还能应付美术编辑的工作。可是我并不是很喜欢那份工作，然后我就到了《联合报》做编辑。有一个秘密我不敢跟我的主编讲，那就是我没有用过电话，因为我从乡下来。每一次用电话我就会出错，只要听到话筒那边的声音我就会很焦急，要不我就很大声说话，要不我就很着急地想挂线，所以很多时候没等到对方把话说完我就会把电话挂掉。那时候我在《联合报》副刊工作，痖弦是我的主管，有一回他要我联络当时一个叫彭歌的作家，到他那里把稿子拿给林海音。我先打电话给彭歌，我说我马上就来，再打电话给林海音，我又是很慌张的把电话挂掉，没有搞清楚就出去了，结果最后那个稿子失去了下落。隔一段时间，痖弦问起来，反正我没办法，只好坦白跟他讲了。自此之后，我就叫自己有事一定问清楚，一定要硬着头皮。后来转工到《中国时报》，当时的老板余纪忠不知道甚么缘故，对我有很大的兴趣，其实我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但是他好像不知道。他每天问我一个问题，听完我的答案之后，他就会叫我明天去做，所以后来我就有六个职位之多。有一天他说我们要在美国办报，叫我去跑一趟，明天就去。他大概不知道我其实没有出过国，我连护照都没有，所以那天报社就忙翻了，所有的记者都帮我去办这个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