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已不是下放时的那栋草房，令我感到陌生，但如果你的双亲都在里面活动，那一定是你的家无疑了。哥哥和我都还那么小，不到自立的年龄，外公外婆依然健在。
就好像并不是爸爸主动来访，而是我孤身一人回到了往昔，回到了他们那里。他们活动着、摸索着、交谈着，情景熟悉而单调，又似乐章回旋不已。光线是暗淡的，话语是简短的，面容少有的年轻和简朴（所有的人），可事物是陈旧的。在这样的梦中醒来，我会为爸爸实际上的不存在而感到惋惜。我会为他的死而痛心和流泪。
现在是一九九五年秋。
一九六九年我们全家下放苏北农村，当时爸爸三十九岁。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爸爸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年三十六岁。
如今我已经三十四岁了。哥哥长我五岁，三十九。我们和当年的爸爸已是同龄人了。
郝年，二十八岁，青年小说家。今年清明后的一天他陪我去给爸爸扫墓。爸爸的墓在望江矾。十六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新辟的坟场，爸爸是最早的居民之一，而今草木茂盛，石碑拥挤，要找到爸爸的墓已不像当初那么容易了。我们在山坡上择路而行。清明前后的扫墓热潮已经过去，整个小山之上只有我们两个活人。
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而不是和家人一起来给爸爸扫墓，所以心情格外轻松。往年的祭扫活动中我总是要安慰伤心落泪的妈妈，打发那些前来要钱的农民（他们不由分说，帮你铲去墓边的杂草）。如果你不给钱或给得少，农民们就会诅咒地下的死者，或者威胁说在你离开后破坏坟墓。况且正值清明，山上来人众多，真比集市还要热闹窒息。更让我难堪的是哥哥每次都要履行仪式，后退两步略整衣裳，向爸爸的墓碑三鞠躬。我总在想象另一种不同的祭扫方式，不必来去匆匆，像做贼一样（为逃避要钱的农民有时甚至连爸爸的墓也不敢认），就像今天这样，没有别人的打搅，我们可以待得时间长一些，在爸爸的墓前多抽几颗烟。
临来时我想到自己带上工具，清除爸爸墓边的杂草，结果我找到一把剪刀。当我在墓前剪除那些到处滋生的细竹条时，郝年转到墓后在着爸爸的墓志铭。
那凹陷的文字油漆已经斑驳，况且又是文言，读起来颇为费力。郝年在那里埋头看了半天。后来我从背包里找出一张白纸，让他把墓志铭抄下来。与其说是抄，不如说是描摹，其中的一些字我们完全不认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抄录完毕。
我将全文照录如下：方之（韩建国），湖南湘潭人，中共党员，早岁献身革命，一九五七年转为专业作家。唯行直道，绝无媚骨；遭时屯逼，坎场终身。其为人也，于群众则披肝沥胆，休戚同关。于奸佞则笔伐口诛，不假辞色。故其发而为文，是非判然，爱憎炽烈，侠骨入髓，力彻七札。所撰《在泉边》、《出山》暨《内奸》
诸篇，溪径独开，文坛蜚声，观其文者知其为人，知其人者益服其文之生于情也。
晚而弥笃，炉火臻青；吴天不吊，速丧育英。呜呼痛哉！呜呼惜哉！一九八零年二月。
一个农妇提着铁锨走上山来，她一声不吭地帮我们清理爸爸墓前的败叶杂草。
我的剪刀毕竟不好用，不如铁锨来得利索，于是就随她去了。我问农妇哪里有纸钱卖？她说下面的小店就有。我给了农妇五十元钱，让她下山帮我们买三十块钱的纸钱，余下的二十元是给她的（作铲草和跑腿的酬劳）。农妇问：“要什么样的纸钱？”
我说：“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几分钟后她从山下上来，身后跟着一条毛色混杂的草狗。她将一大堆纸钱交到我们手上，种类应有仅有。一万和十万元一张的冥币各有几叠，印得十分粗糙，纸张也很低劣，但仍在努力模仿人民币具有的气概。领袖肖像也被玉皇大帝或阎王爷取代了。相对而言我更信任那些元宝，虽也是用纸折成的，但外面刷了一层银粉，看上去像那么回事。纸元宝由一根细线穿成一串，另有一根树枝供人烧纸时拿在手上。当然，最令人倾心的还是那些质朴发黄的草纸，厚厚的一叠，既柔软又毛糙，还那么抽象（和冥币、元宝相比它更不像任何具体的钱）。它不像任何人世间的钱，因而最有可能在阴间流通——如果阴间真需要用钱的话。
我和郝年在爸爸墓前腾出一块地方，焚烧各类钱币，烟雾缭绕，烈火熊熊，呛得那条草狗啊乞打了一个喷嚏。它那么脏，那么瘦，甚至也不会吠叫。它像我们摇尾乞怜，神情悲哀，又完全没有目的——我们没带任何食物。它是和那农妇一道上来的，在我们的祭扫过程中充当了一个角色。仿佛在那古老的时代，荒山、烈火、草纸和灰烬，一个人和他的朋友，还有他那条忠实的狗，在父亲的坟前。
我们没有三鞠躬也没有献花圈，对此我感到满意。我以为当天的祭扫就到此结束了，没想到郝年从衣服里摸出一叠稿纸架在冥币的余烬上—他还没有完。
这是两篇小说的手稿，一篇是我的，一篇是郝年的。郝年显然有备而来（至于我的那篇手稿怎么会在他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