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像英雄一样。需要狗熊是以为自己不至于如此，为此他们发明了一个可以鄙视的对象，用以在幻觉中感到自身的崇高。”自然我这番富于哲思的议论不足以平息闻山的激动，他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显然，他的思虑集中在吕军身上，而一时无暇顾及其它了。“别人没有坐过监狱，他吕军是坐过的，他不会不知道身处其中时的实际感受，不会不知道监狱的实际环境和可能的作为。为什么他知道这些而不予以澄清？为什么不辟谣？相反还要利用谣言？唯一的解释就是谣言本身是他因卑鄙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我与他无冤无仇，他为何要如此恶毒、不义，陷我于如此被动的境地？”虽说闻山不免言过其实，但从实际效果看，一年的狱中生活的确使他处境艰难，一无所获。而吕军则因此镀金，甚至于一步蹬天了。
后者不仅成为传说中的英雄，而且还接受了西方某国颁布的人权奖金（五千美元）。
“这些我都不计较了。”闻山说。吕军竞然还赢得了一位法国女郎的芳心，与其结婚后出国了。这才是真正不可原谅之处。想当初，他们刚出狱时无视外界的议论，因狱友的情义结成知己好友（人狱前他们的关系一般），来往颇为频繁。两人都有同样的认识：因监狱生活在国内是呆不下去了。有共同的目标：出国，寻求政治庇护。共同的方式和道路：结交那些不谙中国事物心地善良的外国女郎，和她们结婚达成姻缘。两人互相打气鼓励，展望清晰可见的美好前景，并相约互相提供机会可能、介绍合适彼此的外国女朋友。直到有一大吕军远走高飞——携同他的法国新娘，闻山这才回过味儿来。那法国女郎最先是闻山认识的，经他介绍才认识了吕军。而吕军从未给他介绍过任何外国女人，虽然他（吕军）这方面的资源一点也不亚于对方。吕军认识的女人（无论中外）只能比闻山更多。
我该怎样安慰我的朋友呢？此刻他处在被朋友出卖的激愤之中，两只近视的鱼眼几乎是泪水盈盈了。他被朋友出卖了，可人们却认为他出卖了革命，这样的人又有什么资格谈论有关出卖的问题呢？如果我将闻山遭遇的挫折归结为女人，他会同意吗？如果我认为这不过说明他在女人方面相对无能，是否可以减轻他的沮丧之情？
抑或更加严重了？我对闻山说：那吕军本人也略知一二，人狱前就很风流，很讨女人喜欢，如果他将一位女生带回宿舍绝不会与对方长谈到天亮的。这些事实不可不予以考虑。我暗示说吕军与法国女郎缔结姻缘乃是男人的魅力所致，并非如闻山所言出于迫害他的目的。当然，如果是一位德国女郎那就很难说了。正像闻山说的，德国人比较古板，而法国人一向浪漫。这些因素也不是不值得考虑的。我的意图是将闻山从患得患失的情绪中转移出来，想想别的可能和易被忽略的因素，而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背叛出卖这样耸人听闻的事情上—一况且他本人因类似的问题受害匪浅。我明显地在避重就轻，或者避轻就重，关键要看到底什么是闻山的敏感所在了。是背叛出卖？还是女人方面的无能？如果他两方面都很在乎那就完蛋了。闻山也许会自怜自文地想：自己被同族同性的朋友出卖了，同时也得不到同族和异族的异性的怜爱，不仅被别人出卖，还要担上出卖他人的恶名。看他此刻的神情，似乎敏感之处飘忽不定用p 自我辩护的激情和慷慨只能说明他已经破罐子破摔了。他试图将所有不利的结论据为己有。如果闻山真的要这样做，并坚持下去，那就不可救药了。为阻止他如此极端和毁灭性做法，还是让我们谈谈莉莉吧。转向对于具体失败的分析也许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
于是我们再次谈起莉莉，谈起他们的南京之行。间隔了这么长的时间，闻山的说法又有变化。他拒不承认自己的做法有任何问题，关键在于没有热情。与莉莉的结合其实并不是他的想法，按闻山的说法，自己不过是在执行“一个集体的阴谋”。
出狱后他显然在国内呆不下去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了解和同情他的朋友毕竟是少数，无力为他申辩，他们只是适时地抛出了锦囊妙计：与那个叫莉莉的女人结婚出国远走他乡。他们甚至将一切安排妥当，制定了计划方案和具体的日程，确立了实施的地点——南京本人的住处。因为我有一套空房，最近又和女友分手了，一个人鳏居。我是闻山的亲密好友，又有足够的空间能够让他施展手脚。而在他自己的城市（北京），闻山尚住在集体宿舍里。同情他的朋友又各有家小，住房并不宽裕。况且当地人多眼杂，行动起来也极不方便，难保不会节外生枝。如此周详的考虑并非出自闻山个人的智慧，甚至也不会是某个具体朋友的主张，而是集体决议。
一来朋友们的情面不便违拂，二来，此事说到底是为了闻山，因此后者无法退缩，除了执行决议外别无选择。也就是说此事虽然发生在闻山身上，但本质上他是一个局外人，虽然在具体操作，心情上却感到与己无关。闻山不仅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同时也是一件冷漠的工具。要是他真的爱上了莉莉那就另当别论了，就会有足够的热情，事情的结果也完全是两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