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定然是一对情侣，并且是中国式的，以男人为主，女人的任务是伫立一旁，作陪衬和观赏之用。虽然这是东西方的结合，但却是东方的方式，因此我大可不必顾忌什么。闻山不与莉莉说话，我也没有必要过分殷勤屈此几句寒暄之后我也就不再搭理莉莉了。两个男人说话、抽烟，作为二者之一的女友安静地坐在一旁，目光在交谈者之间移来移去，这景象我自然十分的熟悉。表明这女人是闻山的女朋友而非我的，在于她位于闻山一排，与其并肩而坐在我对面的长沙发上。我则坐在一只单人沙发里，洗耳聆听闻山的谈话，同时眼睛的余光也能观察到莉莉。她真的十分安静和规矩，也许识别汉语发音需要加倍地集中精力。总之她的表情十分专注，并由于专注呈现出某种崇拜的意味。也许她的确崇拜中国男人，崇拜闻山，因此才会这样专注的。两个多小时过去以后，莉莉仍然没有挪动，只是偶尔喝一口茶几上凉掉的茶水。看来她比中国女孩还要中国女孩。
事情常常如此，我不禁十分的感慨。
由于莉莉无须照顾，我的注意力渐渐地集中到谈话上。上面说到：闻山比上次见面时胖了很多，考虑他人狱一年，在里面备受折磨，这景象的确是很奇怪的。和以前相比，他的话也变少了，懒得与女人罗嗦，就是和我交谈也很谨慎。再就是老了一点，脸色也不好，再不见上次来南京时的趾高气扬和挥洒自如。也许是因为没有听众。虽然这里有三个人，但基本上算是我和他之间的单独交谈。在单独交谈的情况下我比较能够正常发挥，条理分明也表达生动，也许是因为这一原因闻山才特别器重我的吧？他本人则喜欢大场面，人越多越好，如此方能刺激他的自信心和表达欲。闻山原本有一些结巴，为克服造句的阻力反倒更加激动起来，涨红了脸，腮帮子上的肌肉一抖一抖的，显示出一种压倒性的气势，届时无人敢于和他对阵。闻山言语不多也许还有心理上的原因。坐牢期间外面纷传他是一个懦夫，贪生怕死，不惜出卖革命和同志。传播消息的人说着说着便义愤填膺起来，还真把他在狱中的表现当回事了，于是便有了充分的理由不再理睬这个昔日的名人。而闻山身在狱中却心系文坛，开始时他不知道有关的传闻，只是奇怪没有人搭理他了。不仅再没有人向他约稿（通过其家属），就是赠阅的杂志也再也没有人给他寄了。闻山是一个看惯了杂志的人，一时没有了还真有点受不了。当初寄给他的杂志堆砌如山，不过是随手翻翻，完了当废纸卖掉，如今没有了这样的方便他反倒怀念起杂志的好处来。
于是他通过他妈写信给我，让我给他搞一些杂志。开始时我好生奇怪，后来也就想通了。向我索要杂志，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我不比闻山是杂志的宠儿（虽然我也写小说），没有人按期给我寄赠杂志。想通了是因为我意识到闻山此时已身处狱中，和杂志社的关系已经不比当年。别说人家已经停止赠阅，就是主动开口去讨没准也会遭到拒绝。公事公办看来的确是不行了，因此闻山才决定借助于我这个私交的。
一年的时间里我四处奔走，为他搜罗杂志，由于需要量极大，涉及的种类众多，无法完全自己花钱去买。于是我去求人，说明自己要看，求助的那些人自然是杂志社的编辑朋友。说来可笑，我和杂志社的那点关系还是通过闻山建立起来的。但我不能明说杂志是寄给闻山的，否则人家拒绝赠阅—一他们不想和一个懦夫有任何瓜葛。
即使要为闻山辩护几句，也是在索要杂志以后，并且不能涉及杂志的真实去向，否则杂志就会被他们要回去。于是大量的杂志通过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闻山母亲的手中，再由她转交给闻山，以满足后者对杂志的癖好。后来闻山总结说：“在监狱里并没有吃多大的苦，就是杂志不够看。”言下之意，在他坐牢期间吃的最大的苦就是杂志匮乏。虽然这一责任在我，但我已竭尽全力。如果不是我勉力而为，甚至仅有的杂志闻山也无法读到。
此刻间山坐在我的客厅里，周围堆满了花花绿绿的杂志。这些杂志都是我为他收集的，还未及邮寄，他已经出狱了。此刻他对期待已久的杂志并无兴趣，甚至面露厌烦之色，这是十分令人奇怪的。后来我发现，闻山的厌烦不仅针对杂志，甚至是指向整个文学的，就更加令我难以理解了。我将新写的小说拿给他看，出于友谊闻山草草翻阅了几下，随后就搁置一旁了。他抱歉地一笑，嗓音深沉地说：“这年头，文学已经太软弱无力了！”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懦夫说出来的话。也许真正的懦夫是我们这些埋头于写作的人，尤其是在有人深陷狱中有人流亡海外的今天。也许闻山已经听说了有关的传闻，这么说不过是在为自己辩护？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此刻我强烈地感受到，与自己猥琐的存在相比闻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至少他的抱负比我远大得多，已经远远地越出了文学艺术的范围。我灰溜溜地收起自己的手稿，将其掩藏在屁股下面，把谈话从文学转移到闻山的狱中生活上来。这是我所不熟悉的领域，因此只有倾听和提问的份儿。闻山侃侃而谈，逻辑严密、妙语连珠，逐渐地恢复了自信。他谈论的狱中生活和外界传闻不尽相同，有更多的细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