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结婚前

    壹

    楚鸿工作室的开幕酒会后不久,我便开始重新找房。

    上海那么大,房产中介也很多,但我很不喜欢那些年轻着的外地来沪者中介。虽然他们走起路来很快,可说的话里十句有五句是假的,另外五句是夸大的。如果你问他们这房子到某某地铁口要多久,他们回答:“五分钟!”但这是车程,如果走路往往就要走上将近二十分钟,而且要过三条马路,等四个红灯;如果你问他们这房子大不大,他们回答:“蛮大的!”那么,房间的确不小,却堆满了房东的杂物且不肯搬走……而这些人在上海滩已经混迹了一段时日,学得一句叫做“清爽”的话。你问他这房间装修如何啊,他答:“清爽!”可想而知,等你紧赶慢赶地跟着他的脚步来到房屋面前时,装修、家具、电器,只能用“败落”来形容。更可气的是,他们有时候还会说:“这蛮有味道的呀!”

    这些中介们往往并不是自己手上有房源的,他们需要通过网络来联系另一些真正的房产中介,那些人手中才握有房主的房源。成交后,租客缴百分之三十五的房租,房东缴百分之三十五的房租,两种中介便各拿一半,互不拖欠倒也合作有序。有时候,中介们会耍一些手段,先带你去看两三处十分糟糕的房子,然后跟你抱怨,你能出的房租太少了,这样价位的房租租不到好房子的!再然后三百、五百、八百地替你往上调整房租,最后你看看虽然的确价格高一些,但房子有了明显的改善,便想想算了租下了。可其实,原本并不用多出这点房租的,是中介在里面捣了鬼。那么那些同等价位的好房子都去哪了呢?全让他们租给那些原本想租更低一些价位的租客了。

    在看了几处只能用“糟糕”来形容的房子后,我有些丧气了。毕绿提议让我和她还有艾贝蒂一起住,但我一个人惯了,没答应。最后,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顾姳让我试试那些开在小马路上的小中介公司。他们通常都是上海人自己开的,可信度比较高,而且拥有街坊邻居的稳定房源,要比那些所谓的“连锁中介”靠谱得多。于是,在一位上海老太太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处性价比很高的房子,就在原来住的地方往北走五十米。只看了一眼,我就付了订金,然后开始筹措搬家的事。

    到了要真的离开那个小亭子间的时候,我心里自然地生出一些留恋来。那些窗台上纠结的爬山虎,那些一到半夜就在墙壁缝隙里穿梭忙碌的老鼠,还有厨房灶头上放着的那把因为大意烧穿了底的铝壶……还有,回忆。

    摄影棚投入使用后,楚鸿明显比过去更忙了,顾姳也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广告客户的单子,几乎每天都在摄影棚里拍上一整天。我没有告诉他要搬家的事。事实上,我们连电话都很少通了,只偶尔一起吃个饭,然后各回各家。选好搬家的日子后,我开始有些烦恼小屋里的一张海报。那是那年夏天,我去兰州签售时书店替我喷制的,1.5×2两米开幅,挂满了一面墙。上面的我还是直头发,很长,垂在肩膀上,穿一条白底小黑点的吊带裙,笑。看着镜头笑。当然,摄影师便是楚鸿。当时把海报固定上去的时候,楚鸿费了不少劲,贴牢了墙面。可现在要搬家了,这海报却怎么都撕不下来。我一着急,哗,海报裂了。

    搬场工人将我的家整个位移五十米的时候,我正把一个1.5×2米的自己塞进楼下垃圾桶里。塞进去后觉得心里很难受,便掏出手机来给楚鸿打过去。谁知道他一接电话便说,他在拍照,等下再说,掐断了。

    这个时候我知道,不能再这么依赖一个男人,尤其当他不再是你的男朋友时。

    那晚十一点多的时候,我听到楼下有垃圾车的声响。那个夏天,被带走了。楚鸿回拨我的电话,接连打了好几个,我都没有接。因为我知道,和楚鸿的那个夏天,一去再也不会回来。

    就在这一年,毕绿和英飒的感情是最好的。英飒的个子并不高,却在年届不惑时还保持了良好的体形。他在公司时一年四季都穿西装,走路端直,说话稳重。在旁人眼里,即便是一个笑容都拿捏了分寸。可面对毕绿时,英飒却是另一副模样。他喜欢穿宽松的便服赤脚在家里到处乱走,喜欢吃早饭的时候听毕绿读报纸上的新闻给他听。他也会快速地说话,甚至结巴。而吃饱了,就地四仰八叉躺倒在沙发上。这个时候,毕绿心里会觉得很窝心。原来这样一个男人,在家里是这样的。他不再是那些谈判桌上不可接近的人物,也不是无数会议上发号施令的老板,他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她能够亲近,能够碰触到的男人。对他,她不是小女生的无限崇拜,也不是年轻女子的向往爱慕,而是作为一个女人想要和他紧贴着生活。所以一周里有三四天时间,毕绿是住在英飒的公寓里的。他们像所有夫妻那样周末上菜场买菜,做饭,然后看电影,散步,做爱。只是,每当英飒妻子和孩子们来电话时,毕绿都必须回避。

    英飒的理由是,不希望毕绿难过。可毕绿心里很清楚,他是不希望妻子听见他身边还有其他的声音。英飒也很了解毕绿,一旦脾气上来,谁都拉不住,那么又有谁能担保,她不会在自己讲电话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扑过来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