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喊一声“亲爱的”?这种风险,他担不起。
所以,如果毕绿在家,英飒通常会把固定电话拔掉。他宁可拿着手机到走廊上打。有时候英飒想,这种生活还真他妈的累,两面都要防着,两边都怕得罪了,生气了,还得照顾孩子的想法。何苦呢?可对于妻子,他真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了,甚至即便是亲情,也因为长期的两地分居而淡化了。想起这个女人,他只能把她同“孩子他妈”联系到一起。她长什么样呢?头发是什么颜色?穿多大的胸罩?做爱最喜欢哪种姿势?他都忘了。他们在电话里说得最多的,也是孩子。但他不会离婚,这点从和毕绿在一起时,英飒就清楚地知道。因为离婚就意味着他前半生辛苦赚下的钱,拼下的人生要拱手让人,孩子也多半会判给母亲。即便判给他,他有时间和精力去管去带吗?他又能够保证后来的妻子会对两个孩子好吗?而换一个妻子,五年,十年,十五年后,会不会和今天是一样的局面呢?如果是那样的轮回,他又何苦去离婚?只是这种心思,他最多是在心里想想。面对毕绿,英飒仍一方面重点申明和妻子感情的破裂,另一方面还要告诉她,自己一定会离婚。
刚开始在重庆时,毕绿并没有想过要和英飒有多久的往来。他们偶然在老火锅店里遇见,恰巧邻桌坐着,又那么巧两桌的酒水单错了,服务员连忙两边打招呼。他们便点头微笑示意,算是问好。离开时英飒问毕绿要了电话,再然后,一切都很自然地发生了。晚饭、酒吧、宾馆,然后是英飒的离开和无数长途电话里累积起来的感情。当时谁都没想过后来一切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到了今天,毕绿觉得自己一脚踏了进去,拔不出来,她没有办法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可每走一步都觉得自己陷在淤泥里就更深一点。她劝诫自己不去想英飒离婚的问题,反正他妻子和孩子都在北京,离自己远着呢。
这天,毕绿在英飒家中看见一份礼物,上面写着他妻子的名字:汪然。她打开一看,是枚海棠花的白水晶胸针。毕绿看着,心里很酸,想发脾气,却又忍住了,只站起来顺手就将礼物飞出了窗外。她知道英飒一定还会去买新的,可她不管不顾了,反正这些东西现在不能出现在自己的视线里。其他的,她可以自欺欺人,当做没有。那么,对于那个叫做汪然的女人而言,是不是像毕绿这样的角色她早就心知肚明,只是故意忍着不捅破呢?因为管得了这一个毕绿,还会有下一个毕绿,她又何苦去管?只要现在不出现在自己视线里,挑衅妻子的地位,其他的,她也可以自欺欺人,当做没有。
是的,当做没有。生活中,又有多少女人,把“当做没有”作为自己的信条来自欺欺人?如此去想,那句“女人天生需要怜悯”的话也不无道理,因为她们不光会被男人骗,心甘情愿地被男人骗,还要为了男人来自己骗自己。而这一切,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贰
在顾姳的安排下,我又和Peter见了一面。Peter是一个标准的美国西部男人的长相,却穿了西装。不止一次,私下里我都和顾姳打趣,他要是换套牛仔服,再骑一匹马,应该就是西部牛仔啦!顾姳敲我的脑袋:“他可是曼哈顿文化圈里小有名气的代理商。因为这几年中国小说、电影在美国卖得都不错,所以他才打算在中国找几个还不算太红的青年女作家,引一些版本过去。”
Peter仍然重复了那些话。十年,我还是犹豫,没有很快地答应下来。那天我们坐在太仓路的“星巴克”里聊天,我找了个借口告诉他,因为身份关系已经在某机构,所以有这样的签约动作,还得要报批一下。Peter耸耸肩,表示无所谓,他可以等。
后来,戴方克说,那天他在“星巴克”里已经看到了我。
戴方克的出现,纯属偶然。我和Peter见完面后,因为赶着去和毕绿、艾贝蒂吃饭,走得很匆忙。到了饭店,想给她们打电话,一掏口袋才发现手机没了,只好先跑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亭里给自己的手机打电话。对方是个男人。
“对不起,我想我手机掉了。是你捡到的吗?”我问,心里有点忐忑,分不清对方是小偷还是好心人。
“嗯。刚才你把它落在‘星巴克’了。”他说。
“哦。”我心有些着落,又问,“那你可以把它还给我吗?”
“可以,不过你得请我吃饭。”对面开始调戏了。
就这样,我和戴方克开始了第一次见面。也许那个时候,我就该预知到,这个男人身上有他随性的放纵。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地点还是在原来丢手机的地方。我和他约定好相互会穿衣服的颜色,然后在无数把巨大的遮阳伞下寻找。那也是一个夏天,我穿了一件黑白条纹的t-s,一条黑色短裙。他则穿了一件蓝色衬衫,一条浅褐色沙滩裤,戴一副墨镜,远远地看过去,挺英俊的。原本在电话里那么被调戏,我是想赶紧拿了手机,请这个人吃顿感谢饭,随便他想吃什么,然后走人,谢谢,拜拜。可我承认,见了面后,自己心里动了点不一样的情愫,像是梅雨过后,长在毕绿家草编脱鞋上的霉菌,小小的,一丛丛的,毛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