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图克在着守和病人之间、在理性和疯癫之间，设立了一种调解因素。社会给精神错乱提供的这个空间现在经常有quot;来自那一边的quot;人出没了。他们既代表实行禁闭的权威，又代表进行审判的严厉理性。看护手无寸铁，仅仅用观察和语言进行干涉。他在逼近疯癫时，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或使他显得具有威慑力的手段，而且冒着单枪匹马与疯癫直接冲突的危险。但是，实际上，他不是作为一个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个理性存在物，去面对疯癫。因此，在冲突发生之前，他已具有因神智正常而产生的权威。过去，理性只有凭借物质力量并通过某种实际较量才能取得对非理性的胜利。现在，胜负已事先决定。使病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的具体环境已预先确定了非理性的失败。在19世纪的精神病院中没有强制措施，并不意味着非理性获得解放，而是意味着疯癫早已被制服了。
由于这种新的理性统治了精神病院，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了一种未成年地位，表现了自身的一个方面，即没有自治权利，只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疯意就是一种幼稚状态。在休养院里，一切安排都是使精神病人变成未成年人。他们被“当作精力过剩、胡乱发泄的孩子。必须给他们立竿见影的奖惩，否则就没有效果。必须实施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新的引导。必须首先使他01服从，然后再鼓励他们，给他们安排工作。这种工作应该用一种诱人的手段使他们做起来感到愉快。quot;用长期以来，法律也把精神病人视为孩童，但这是用限制和监护规定所抽象地确定的一种法律地位，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图克来说，未成年地位是一种适用于疯人的生存方式，对于看守来说，是一种行使统治权的方式。在休养院里十分强调quot;家庭quot;的概念，用quot;家庭quot;把精神病人和看护组织起来。表面上，这种quot;家庭quot;把病人置于一个正常而自然的环境中，但实际上更异化了病人。法律上赋予疯人以未成年地位是为了把他当作一个法律保护的对象，而这种古老的（家庭）结构变成了一种共同生存的方式后，便把疯人当作一个心理学对象完全交给了有理性的人的权威。后者对于疯人来说是一个具体的成年人形象，换言之，是一个代表统治和榜样的具体形象。
在对疯癫和理性的关系进行大改组时，“家庭”在18世纪末发挥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它既是一幅想像中的画面，又是一个真实的社会结构。quot;家庭quot;既是图克的出发点，又是他所逐步实现的目标。通过赋予它那些在社会中尚未损害的原始价值，图克使quot;家庭quot;发挥一种解除精神错乱的作用。在他的玄想中，quot;家庭quot;是与被18世纪的人视为一切疯癫之源的quot;环境quot;相对立的环境。但是，他在把quot;家庭quot;引进休养院时则采取十分实际的方式，使之显得既符合病人和有理性的人之间可能发生的种种关系，同时又是这些关系的准则。法律上的受家庭监护的未成年地位已经剥夺疯人的公民地位。现在这种未成年地位则变成了一种剥夺他的实际自由的具体处境。疯癫的全部存在，在这个为它准备好的世界里，被我们可以提前称谓的quot;家长情结quot;包裹起来。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家长制权威围绕着疯癫复活了。精神分析学说后来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历史积淀。精神分析学说通过一种新的神话使这种历史积淀具有某种命运的意义。这种意义被说成是全部西方文化，甚至是全部人类文明的标志。但实际上，这种积淀是由西方文化逐渐形成的，仅仅是在这个世纪初才定型。当时，疯癫在“家庭”中被双重异化（疏离），一方面是被关于家长制的纯洁性可以解除精神错乱的神话所异化，另一方面被按家庭模式组建的精神病院中的实际具有异化作用的处境所异化（疏离）。今后在一段时间里，事情的结局虽然尚无法预测，但是非理性的话语则肯定将与半真实半想像的“家庭”辩证法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对于那种狂暴的表现，人们曾经必须将其解释为对神灵的亵渎，而今后则必须视之为对“父亲”的不断进攻。因此，在现代世界，过去那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无可补救的重大冲突就变成了本能对牢固的家庭制度及其古老象征的隐秘攻击。
在禁闭世界里，疯癫的这种演变与基本社会制度的发展令人吃惊地汇聚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自由经济体制往往把照看穷人和病人的责任交给家庭，而不是交给国家。家庭便成为社会责任的担负者。但是，如果疯癫病人也可以托付给家庭照看，那就太奇怪了，也太不近人情了。而图克恰恰是在疯癫周围建立了一个模拟家庭。这既是一种滑稽的模拟制度，又是一种实际的心理环境。由于家庭供不应求，图克就代之以由各种符号和动作构成的虚拟的家庭氛围。然而，由于一种十分奇怪的交错作用，总有一天家庭会摆脱照顾一般病人的责任，同时却保留下与疯癫有关的虚构价值。在穷人的疾病再次成为一件国家大事后，精神病院仍会将精神病人留在强制性的虚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