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孩子们都得意洋洋地摇头。
我说：“叫阿毛吧？”
我儿子说：“爸你别帮着乱猜行不行？到底考你呢还是考他呢？”又对冉的父亲说：“乱猜是猜不到的，要善于动脑筋思考。”
于是冉的父亲就努力动脑筋思考起来。
我递给了他一支烟，转身去到另一房间问朋友，满心希望朋友比我和冉的父亲智商高点儿。
朋友气恼地嘟哝：“这些个孩子！这算干什么？这叫什么问题？”
我说：“是啊是啊，纯粹小孩子蒙小孩子的问题？你快告诉我，我好去提示，省得他被难住。”
“我怎么知道！”
朋友耸耸肩，继续看他的书，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沮丧地回到“考场”，见冉的父亲一口接一口吸烟，已然显得很不自在。
提出这问题的孩子说：“那我再讲一遍，你认真听。”看看我，又对我说：“你也认真听。你们一块儿动动脑筋，启发启发他。”于是那孩子又讲了一遍。
冉的父亲仍回答不了。我也是。
我儿子忍不住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老三叫小明呗！问题中已经告诉得明明白白了嘛！”
接着他们又出了一个问题——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冉的父亲还是被难住了。
我也不知道海水为什么是咸的。
一个孩子就讲了个故事——说有个人，做了些好吃的，香味儿引来了鬼。鬼想用一盘磨换人那些好吃的。鬼说磨一转，就出盐。人觉得合适，跟鬼换了。人把磨藏在山洞里，自己需要盐的时候，便偷偷到山洞去，不愿自己的同类也得到盐。鬼很瞧不起人的自私自利，一天夜里，把磨扔到海里去了。于是海水就是咸的了，于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人企图靠一盘磨发大财的希望破灭了……朋友不知何时也过来了，听了这个故事就大鼓其掌，一边鼓掌一边说：“噢，海水是这么变咸的呀！”
我和冉的父亲，相应地也都说了些自己知识很贫乏，今天知识有所增长之类的话。
那天孩子们对冉的父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资格审查，最后他们的核心的核心问他们怎么样？他们都说“还行”。冉的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孩子们也便笑了。
我看他们在那一个多小时内也不怎么轻松。当他们都说“还行”时，也是如释重负的。我和我的朋友，跟着审查的被审查的，一块儿感到如释重负。
孩子们终于将“饲养证”交给了冉的父亲。嘱咐他别丢了，不许转让，不得擅自涂改等等。他们还强调指出：之所以必须履行审查程序，乃是因为，据他们了解——人善，养的狗也善；人恶，养的狗便恶。人智商高，养的狗也聪明；人弱智，养的狗便傻头傻脑。他们不愿他们的花花，将来长成一条既恶又傻头傻脑的大狗…
…我的儿子送他的小伙伴们走后，冉的父亲说：“这就好，这就好。中国还有这样的孩子，实在是中国的一大幸事。”朋友附和道：“对，对。乔老师看问题，就是思维辽阔，具有远见卓识。”
我对中国的将来，和中国现在的孩子们，既不曾怎样的乐观过，也不曾杞人忧天地悲观过。没什么意见值得发表，只有对冉的父亲满怀敬仰地笑着而已。
从那一天起，早晨，中午或晚上，我每日至少能见到冉的父亲一次。
他用网兜拎着带盖儿的小盆来喂狗。很快的，他不但和孩子们都熟悉了，并且获得了他们的信赖。他们见了他，开始礼貌而亲切地叫他“乔爷爷”，视他为他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了。花花自然也对他熟悉起来，信赖起来。在那小狗的意识里，也许不但认为又多了一个保护人，而且认为是一位妈妈寻找到了它吧？毕竟，一位老人对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般的小狗的怜悯、爱心和责任感，比之孩子们是更周到的。似乎多了些什么内容；似乎他非常需要拥有那样一只小狗，哪怕是部分地拥有；似乎它最应是“花花”；似乎如果不是，便缺少了某种意义。
我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花花驻立街口。我知道它在等待他。它一望见他，便欢跃地奔跑过去迎接。我也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在进行抡臂运动，花花则蹲踞他跟前，凝视他。他抡左臂，它的头便歪向左边；他抡右臂，它的头便歪向右边。
那是挺幽默的情形。
后来我发现花花干净了，漂亮了。白毛雪白，黑毛乌黑。黑白分明，精精神神的花花，似乎是一只出身高贵、备受宠幸的狗了。
儿子告诉我——乔爷爷将花花带回家，已经给它洗过好几次澡了。
不久儿子又告诉我——乔爷爷说，过几天他要请些人来给花花打预防针……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正在家中写作，忽闻儿子的足音异常急促地噔噔噔奔上楼。儿子一进门就喊：“爸呀爸呀，你快出去帮我们救救花花吧！”
儿子眼中充满了惊慌。儿子那双眼睛，使我联想到民工们要杀花花那一天可怜的小狗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