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
“这倒没有。”
省报记者脸红了。
“你亲人中有人曾被打成过右派?”
省报记者摇头。
“有人曾在‘文革’中受迫害?”
省报记者摇头。
“有人失业?”
“我的亲人们，生活过得还都可以。”
“我想也是。省报鼎鼎大名的王记者嘛!除了我这位外来的和尚，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你的某些亲人是因为沾了你的光，生活才过得还可以吧?为了他们和你自己生活过得还可以，你与敝党的某些科长啦、处长啦，甚至局长啦什么的，不是也一向的关系密切，甚至称兄道弟，经常地搞点礼尚往来吗?”
“人难以与现实为敌。”
省报记者答对得倒也坦荡。
“咱们不谈你了，让咱们先来谈谈中国。对于中国的现实，无非有三种人持三种观点——糟得很，越改革越糟，简直一无是处。你持的不会是这一种观点吧?”
省报记者开诚布公地说：“我曾经持这一种观点。”
省委书记步步为营地问：“那么现在呢?”
“成就不小，有目共睹；问题不少，按倒葫芦起了瓢。”
“这也差不多就是第二种人的第二种观点。这还接近些客观。至于浮夸的第三种观点，咱们暂不谈它。而我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心里是很着急的。对那些严峻的问题是重视的。既不是掉以轻心更不是包庇怂恿的，这也该是一个事实吧?”
省报记者低声回答：“这我承认。”
“所以需要对中国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一切人，比如你这位民盟省委委员先生……”
“你再叫我先生，我立刻就走。”
王晓阳皱起了双眉。
“那么你刚才贵党长贵党短的，我们就更能坦诚相见地谈下去了?……”
省委书记第三次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办公桌后，从桌上翻找到几份文件，一手拿着，一手指着，眼望着王晓阳继续说：“‘民选’的事，是我来之前，在前任省委书记主持之下，开了多次常委会议定的事。而且早就将文件逐级发下去了。我不可以轻易改变它，也没有什么理由将翟村从文件中划掉，取消它已被逐级批准的‘民选’资格。虽然，你使我了解了一些韩彪和翟村的有价值的情况，但在我们的谈话中，你还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韩彪其人为富不仁、坑害乡里、违法犯科吧?你举出的那些事，别人们还有替韩彪的别种振振有辞的解释，专等着堵你的嘴啊!”
“仅仅是堵我的嘴?”
王晓阳问得语气冰冷。显然，他对俩人之间的交谈大为失望。
“我希望由我将问题提出来时，那些也想转弯抹角堵住我嘴的人，心里虽想而不敢那样了。所以，民盟省委王委员先生，我要求您的帮助。”
王晓阳沉吟着，不知该不该将省委书记的话当成戏言。因为对方的表情是更加的严肃了。最后一句话尽管言词调侃，但是郑郑重重的，听来毫无玩笑的意味。
他只是一言不发地期待省委书记还说什么。
他期待到了这样一句话：“我聘请你为省委特派记者。不过你的公开身份应该是翟村‘民选’工作宣传组普通成员之一。你对你所了解到的情况，只要你认为有价值的，直接向我汇报，直接对我负责。”
……
吃过午饭，临分手时，王晓阳似乎漫不经心地问：“您喜欢看书吗?”
省委书记回答：“共产党官员，也并非全是靠书架装点知识化门面的人。”
王晓阳又问：“我指小说。”
省委书记回答：“我在大学是学中文的。”
“有一本从美国翻译过来的小说，您读过吗?”
“读过。一九八二年前后翻译过来的。当时我任省委宣传部长，有责任判断它该不该被封杀。”
“结果呢?”
“我暗示如果加上一篇导读性前言，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希望您这位执政党的省委书记，再读一遍，对美国教父维托·考利昂这一人物，做二十年后的今天的再分析和再思考。”
王晓阳的话语说得很凝重。
省委书记回答：“我们谈话时，我已联想到了，我再读一遍后会告诉你感受。”
王晓阳说：“那倒不必。我已经再读过一遍了。我认为，中国目前已很有了一些维托·考利昂。起码很有了一些一心想成为中国式的维托·考利昂的人。”
省委书记对他的话不动声色，只说：“我再读，我一定再读。咱们会有机会交流读后感的……”
“民选”在翟村按期举行。离预定日子预定时间还有一个多钟头，翟村的农民们，皆已入场，安安静静地坐着了。气氛是十年来少有的肃穆。农民们脸上的表情，一个个也都那么肃穆。仿佛是学生一次毕业考试，关系重大得与每一个人以后的人生轨迹紧密相连。他们互相不交谈，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