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自杀!但是他不能!他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了，他还有什么良心吗?他还对得起谁?连你也对不起!……”我激动起来。
索瑶却依然镇静。
她仍注视着我。
她说：“可是你理解他的心情吗?你理解他们的心情吗?学校已经向他们透露，今年的分配主要靠他们自找出路。他们都四处碰壁。他继母病了。为了给家里寄点儿钱，为了在大学里坚持到最后，他瞒着我去卖过血啊!已经卖过两次了……”
“什……么?……”
她将两张薄薄的单据递给我看。
她说：“这是我无意中，从他的一本书里发现的。当时我眼泪刷刷往下流。就是他去偷，去抢，只要别杀人放火，只要别偷别抢比他活得更难的人，我都理解……”
索瑶她泪潸潸然。
“血……这怎么可能?血……血不是随便买，随便卖的啊!……”
我有些无法相信。
“学校规定，义务献过一次血的，在校期间，永不献第二次了。他已经献过一次。这次又献。而且……顶替别人的名字多献一次……一次二百元的营养补助费……这和卖血有什么区别?……”
我低了头。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带着大山里的阴瘴，似乎又隐隐地听到那听了让人直想哭的《故乡》……
我不愿抬头，使索瑶看见我的一双眼。
我问：“你为他操心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她说：“还没着落……原先答应了的人，现在都不行了，连我姐姐今年能不能留在北京都毫无把握……”
“那……怎么办?……”
“我想，能分到省里市里，他也会知足的。你不是刚从他那省回来吗?表哥，求你，也替他写几封信投石问路吧!”
我说：“我会的。”
她感激地摸了摸我的手。我觉得，她仿佛在以这一细小的亲昵的举动，进一步把我和表弟拴得更紧更紧，使我企图挣断这种关系也是不可能……
索瑶走后，母亲郑重地告诫我：“你们的话我都听了。人人都是别人命里的人。人人命里都有三种人——小人、贵人和同命人。你答应了的事，你就要努力去办。办成了，你就算人家孩子命里的贵人了。如果你只是嘴上答应了，心里却不想办，只不过拿话胡弄人，你就和人家命里的小人差不多了。你成了别人命里的小人，你命里的小人就会坑害你。这都是有定数的，你可别不信妈的话!”
我也郑重回答母亲：“妈，我信就是了。”
当天我就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写了六七封信……
四
母亲在北京住得越来越感到寂寞，终于坚定地要回哈尔滨去了。
我陪母亲回哈尔滨之前，六七封信都有了回复。我将信一封封收留着。我想，我得对索瑶，对我自己的话有个严肃的交代。尽管哪一封信也没带来福音……
母亲一到哈尔滨，“白内障”眼病愈发重了。我因此而在哈尔滨滞留了近两个月。这期间奔波于各医院，竟将“表弟”、“表妹”两个小朋友全淡忘了。也将所应之事全淡忘了。
母亲的双眼手术后，视力渐渐恢复，有一天牵挂地问起，我内疚无比，嘿嘿然而已。我推说“表妹”替“表弟”办成了，母亲才放心。还夸“表妹”是“表弟”的命中“贵人”。
我却终究放心不下。又为“表弟”的事在哈尔滨四处奔波。一听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很掌了一些权的同代的或年长的朋友们，无不遗憾地摇头，表示爱莫能助。那些日子，我认识到，原来“文学”和某些人的“人生”，似乎注定了是要发生关系，互相影响的。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为“文学”而悲哀，亦为“表弟”的“人生”而悲哀。
竟有一位在省文化厅当了副处长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很仗义，说如果“表弟”愿意，他愿意帮忙将表弟安排在某个区县的文化馆。我喜出望外，又滞留了十几天，将这件事彻底落实，才买返京的火车票。
在火车上，细思忖之，不免有几分追悔，大西南——大东北——对“表弟”来说，离家乡是不是太远了呢?将来结了婚，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万一家里发生急事，往返车费自理，该花他几个月的工资吧?回家一次，又将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何况是做资料员。谁知道他乐意不乐意呢?而我竟替他说了终生不悔的“死话儿”。好像他真是对我的话言听计从的“表弟”……
也许索瑶方面已万事大吉了?并且为他在北京谋求到了什么更理想的工作?但愿如此!但愿天公作美……
当天，从信箱里捧回家一大捆信件邮件。躺在床上一一拆阅。其中有两封是“表弟”写给我的。第一封很短。三百格的小稿纸上，仅潦草地写了半页——希望见见我，烦我到学校去一次。第二封更短——如果我没时间，问他何时可来家中见我?字迹更潦草。
我想肯定是关于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