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允许，那就比做衣服还容易。到了一九五三年，范浩泉就满了十六岁。老话总说：“男子十六，扛车捐轴。”最重最大的农具都能摆弄了，那就算已经能够独立。从外表看去，也确实像个男子汉了。而且活脱脱是一个小范浩林，不过嫩些，不大爱说话，走路喜欢低着头，一副沉思的样子，看上去不糊涂，是个会动脑筋会过日子的人。
这时候，这个大家庭（所谓“公内”）已有了三代人马，七口人。第一代是范焕荣夫妇，第二代是范浩林夫妇和小叔浩泉，第三代就是先来和正来。先来毕竟还是先来，他赶上了土改，土地证上，在他名下有一亩六分田（这就是平均数）。正来就退生了三个月，没有了。他们家的士地，以前是超过人口平均数的，好在焕荣败掉了几亩，已经够不上平均数了。假如正来也能赶上分田的话，就可以补进，迟了，就只好落空。不但如此，眼看陆存秀的肚子又微微往外凸，分明不久就又要增加一个不带土地就出娘胎来的无产阶级，那就显得麻烦了。
做小叔子的，因为自己年纪还小，童年的生活还靠得那么近，还十分亲切。看着一个个侄儿生下来，先是哇哇哇的不知所云，然后呀呀学语，然后摇摇摆摆如鸭子般学步，他觉得很有趣，很熟悉，就像他们在代替自己复习功课一样。倒也还不曾认真去想别的。但是范家村上，也有各种各样好事的人。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家的长短，既不存什么坏心眼，也并不想沾什么光，仅仅是一种发表欲。发表的内容也不涉及政治，又是私下口传，黑字不落在白纸上，所以是最百花齐放，创作自由的。这些议论，像微风一样，一阵一阵吹到了范焕荣一家人的耳里，引起了各人不同的思索。这很像是鼓吹分家的启蒙运动。为将来的行动做好舆论准备。范浩泉开始考虑“分开好还是不分好”，就是被那些舆论触动的。个人的得失，要比国家大事容易看清。哥哥到乡里的粮管所里去做事了，嫂嫂本来很能干活，经不起三年两头重身，生孩子带孩子就把她拖住了，田里的活再不能依靠她。现在家里是他和沉默的父亲两个劳动力，做当家母亲的台柱子。就他个人来说，明摆着是吃亏了。究竟吃多少亏，他还没有数。但是他是把钱看得很重的，母亲从小就教会他要看重钱。母亲同父亲吵架是为钱，看不起父亲是为钱，年底里债主来收帐，弄得母亲寻死上吊般折腾也是为了钱。他已经确定无疑把钱当成命根子了。在这上面他是不想马虎的。不过分家的事，他还想不清楚，还要靠母亲出主意。只是做生活不及从前起劲了。陆存秀因为自己拖累的确重了，不能像刚过门来的时候那样下田干活，有点对不起小叔。所以对小叙照顾得特别好，替他洗衣，做鞋，有好点的尽量留给他；没什么好的也尽量让他吃热的。除此以外，她这个做农民又不当家的嫂嫂也没有别的了。范浩林是个不肯沾光的人，但认为兄弟之间，重要的是互相体贴关心，互助互谅，不能在一时一事上考虑谁吃了亏，谁沾了光。他现在刚参加工作，工资虽然不高，也拿三十三元，值三百斤米，比做农民好多了。当然，自己在外面，花钱要比从前多些，他是尽量节省，包括伙食等一切费用，只留下十二元，其余都上缴给当家的母亲。他认为，家里边男女老少和和睦睦勤俭些，就能做到不亏吃穿；再有，自己这点钱拿回去补贴，就比别人家宽裕了。节下些钱来，也是为弟弟成家打算。因为，往后过下去，除了万一发生意外，家里边要花钱办第一件大事的，自然就是弟弟的婚事了。他的这种想法，有机会就常常正面说出来。这本来是很好的打算。可是好事也会被人误解，就弟弟浩泉看来，则是哥哥嫂嫂明显地不肯分家，原因自然是他们得益。他反而更想分开了。李玉媛的心，是一直偏向浩泉一边的。她有她偏的道理。从前是因为浩林享过公爹的福。现在又有新的理由，做长辈的，已经替大儿子成了家，就算尽过责任了。往后的日子，是要集中精力帮小儿子成家。在没有做完这件事之前，如果两个儿子之间有矛盾，她是只许小儿子沾大儿子的光，不许小儿子吃大儿子的亏。更何况，大儿子赚钱轻巧，小儿子赚钱吃力，自然应该让吃力的去沾轻巧的光。现在，陆存秀肚里一个个小孩滚下来，这些小孙孙虽然是李玉媛的亲骨肉，但供养他们并不是祖母的责任。祖母将来也吃不着孙儿的饭。她不会像从前公爹范全根那样把钱花在第三代身上。至于做叔叔的范浩泉，自然更不相干。如果睁着眼睛吃亏，为什么不分开！只不过浩林出去工作这件事，却使母亲动心。就她所知，他们这一家，四代以来，从不曾有人能够赤手空拳出门去赚工资的。而且共产党的饭，吃上了就是铁饭碗，不会失业的。本来浩林也不过是高小毕业生，有什么本领出去闯天下，就靠运气好，一解放大量要人工作，给了他机会，现在可能干了，进办公室帮着做会计工作呢。可惜浩泉当时年纪太小，现在高小毕了业，谁也用不着他了。相比之下，又吃了一层亏。所以，浩林每月拿回来的钱，母亲宁肯苦大家，也要存下一半来，准备贴给浩泉。浩林手里的铁饭碗不是祖传的，母亲没法子要他让给浩泉，但用这个办法，也是把那铁碗里的饭，挖一半出来给浩泉吃，补偿补偿。如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