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伞

    我轻轻掩上了1208的房门，因为正是严冬的早晨。

    这是个令人惊奇的患者。往常，那些海外和港台旅客，都穿着睡衣在床上静候医生的光临。这位看上去约摸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竟西服革履地静坐在沙发上；我叩门进屋以后，他神色恍惚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好像我的叩门声，打碎了他的一个富有色彩的梦。

    他并不标致，但颇具男子汉的气度。直观的第一印象，让我想起常在电视台上为一种胃药作广告的那位大演员。他曾到浑江疗养院演出过，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们同屋的三个女军医，都不约而同地把这种类型的男人当作梦幻中寻找的×！男人就该是男人，男人中的“女人”让女人看了恶心！

    “请坐！”他用手指指另只沙发。

    我没有在客房里坐沙发的先例。饭店虽没有这方面条条框框的限制，但我有医生的自我约束。我习惯站着给患者诊断，顶多坐在写字台前的小木凳上听患者述说病情——无论是洋人还是土人，白皮肤还是黑皮肤——但不知为什么，这次我竟然顺从他的旨意，坐到另一只单人沙发上。

    “喝杯热咖啡吧？”他像是在询问，说话的同时，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已经放在了圆桌的杯垫上，“要加点糖吗？”

    “您哪儿不舒服？”我清醒了——我是出诊的医生。

    他难为情地笑笑，从西服内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一张英文名片，我粗略地看看，他是洛杉矾一家华人诊所的老板兼医生。

    “我们是同行？”我觉得蛮有趣。

    “是的。”

    “您是不是出行时没有带常备药？”我又跳回到我的本职工作上来，“您对自己的病，一定比我还清楚。”

    “中医有句古话，”他的笑容里展示着含蓄的幽默，“多高明的医生，也难治自己的病。”

    “是不是李时珍说的？”说话时，我端起了那杯咖啡。

    “这话出自中给关云长刮骨疗毒的神医华伦。”大概他怕我为无知而难堪，便马上补充道：“李时珍也讲过类似的话，反正天下的名医中没有一个百岁的人瑞。”

    咖啡杯子已经挨近了我的嘴唇，我突然意识到这客房，坐在圆桌对面沙发上的男士，是个陌生的海外华人，而这些谈吐，也超过了医生和患者工作范围，便缓缓地把杯子放下：“您看您需要吃些什么药？”

    “我有点心慌。”

    “我为您听一下心脏。”

    “不必了，您药箱里如果有镇静神经的药，给我几片就可以了！”他自嘲地说， “您看，我昨天晚上就住进这个饭店，到现在还没解衣上床哩！”

    我膘了一眼他的床，驼色毛毯整整齐齐地罩在床上，确实还保留着服务员整理后的原样，怪诞！一个怪诞到令人难以理解的患者。心慌是心脏病的病发征兆，作为一个医生，他该知道卧床休息的绝对必要，为什么反倒衣冠楚楚地坐在屋里？此时已近黎明时分，难道他要这样呆到天亮吗？

    我从药箱里拿出四片安神的胶囊药剂，放在沙发旁的圆桌上。在我取药的霎间，第六感觉告诉我，这位先生在全神贯注地凝视我，从头到足又从足到头，那神情仿佛是在打量一个刚刚出土的秦兵马涌，目光里充满了对古老往事的回忆和忧思。

    我估计得八九不离十。当我合起药箱叮咛他要卧床休息时，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对视在一起了。他那双深沉的眼睛中，一只仿佛是要爆发的火山，而另一只则像冷峻的海水；哪一只闪烁的目光是真实的他呢？抑或他本身就是冷热交织的混合体，将欢悦和悲凉凝聚于一身的“矛”和“盾”？

    “再坐一会儿吧！”他的声音低沉得让人想起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轻狂的海外浪子是不会有这种声音的。但我已经完成了医生的使命，还有什么必要再呆在这儿？我一边叩问自己的心扉，一边却身不由己地又坐在属于我的那只沙发上。我理智上审判着自己，感情上谅解着自己，就像他那两只眼睛一样，表现出明显的性格分裂。这在我医生的生涯中（包括在绿色的浑江），还是头一次。

    平素患者挽留医生聊天的情况时有发生。那些海外的单身旅客，自认为腰缠万贯，常对漂亮女孩想入非非。女服务员中，卖身者有之，沉沦者有之。而我是一朵秋野的冷菊，虽然面带微笑为患者看病。但从不流露半点轻浮。我鄙夷那些以“性开放”为幌子的花蜂浪蝶，特别轻蔑年轻女性的自贱，因而我给患者巡诊之后，总是谢绝挽留，这是我一贯的行为准则。但今天在我的“一贯”中出现了“惟一”。

    为什么？感情深处的奇异色泽勾画不清。他在我面前，似乎有一种超凡的力量，在短短的时间内，似乎摄取了我的精灵。他衣冠楚楚地等待医生就诊，本身就是超凡之举。我就像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既想破译他彻夜不眠的缘由，又被这个破译对象所吸引。因为在地球上生存着的人类，不论其信仰和肤色有多大差异，喜欢新奇则具有共性，因而产生出许多探险家。他们探索宇宙，探索死海探索飞碟，探索外星来客……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