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破的小笔记本上；有的领导虽然用准备好的发言稿，但能看得出其中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打印稿。总的来看，估算一下，大概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坚持自己写发言稿吧。
新京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萧宸：我赞成张委员的建议，倡议领导干部带头说实话，说真话，只有这些人带头，下面才敢说，同时要批评不讲实话的、不讲真话的现象，这个风气才能够有所改变。应该说，多数干部是想说真话的，但存在不敢说、没办法说的情况。
新京报：据我们了解，有一次工作人员篡改你的发言，导致你当场撕掉简报？
萧宸：有这个事，是在一次会议上，我发言后，工作人员给我出了简报。简报上说我赞成什么、同意什么，全是那些套话，都不是我说的话，而我会议上说的话却一句没有，当时我就火了，直接把简报撕了，弄的别人也挺尴尬，但当时我实在忍不住，你给我套上一堆套话也就罢了，那套话虽然是套话，好歹也没说错，可你不能把我说过的话直接抹了吧，我说那话是有针对姓的，是我觉得很有必要的东西，你直接抹了，那我刚才在那儿是耍猴呢？我始终觉得，应该听取不同意见，不然开会干什么呢？官场不正之风的一个表现就是没有明煮的气氛。我几次在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说话的氛围我就喜欢，你讲什么，他们录什么，也不会删减或者添加你的话，这就让人觉得自己的话起作用了。
新京报：对这种风气你有什么药方？
萧宸：首先应该是加强明煮，加强作风建设，不能搞官样文章，文书就是思想的反映。去年年底，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征求意见时，我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委员，当时就提意见说首先要认真解决好一件事情：让大家畅所欲言。现在社会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不能还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我的看法，华夏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真正的内部改革，特别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公权力的法制化。这个事情首先还是加强明煮，改进作风，风气变好，社会风气就会变化。其次，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思路，要有作为。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社会问题更要解决好，我看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了，比如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下决心扭转收入差距。我感到很欣慰，眼下的关键是需要具体的措施去落实到位。我在发改委分管了收入分配这个项目，但因为还有一个更专业的人保部，这个事情其实我能发力的地方也不多，但我已经尽力调整了——
不知始于何时，大凡上级领导干部下基层考察或视察、调研或检查工作时，所到地的党委政斧、公安部门通常少不了这样一些程序——提前制定预案、精心勘察踩点、现场进行布防、严格实施清场。这还不够，还要一路警车开道、沿途交通管制。有时甚至要异地抽调警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俨然一副大敌当前的架势。
据萧宸观察，如此做派，大多不是上级领导干部的本意，而是有人示意、地方乐意。在一些职能部门、地方官员心目中，只要上级领导平平安安、行程顺顺利利、视察圆圆满满，采取什么措施、动用哪些手段，给群众带来多大不便，统统可以忽略不计。
萧宸历来认为，迎接领导视察动辄警车开道、交通管制、清理现场，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在群众心目中造成的影响却很不好。它至少暴露出这样几个问题：
——畏惧群众。时下少数地方领导，嘴上常说“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要当好群众学生”。听其言，颇为感人。而观其行，却是另一码事。他们忘记了自己原本也是百姓不说，潜意识中，把老百姓看成不可随意亲近，甚至必须时刻提防的对象。内心深处不是敬畏而是畏惧群众。走到哪里，都觉得不踏实，唯恐遭到“不测”。何况是首长视察，自然要严加防范了。
——吓唬群众。一些地方官员、部门领导，官当大了，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前呼后拥、迎来送往，与旧时官员巡察搞“回避”那一套没有多大区别。如此这般，识趣的老百姓自然唯恐避之不及。到头来，样子做了，时间花了，既没能看到实情，更没有听到真话，对科学决策与推动工作等毫无裨益。对这种做派，自己乐此不疲不说，还以为上级领导也喜欢这一套。
——脱离群众。有些地方领导，平曰里高高在上习惯了，偶尔到农村、企业或社区，名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实际上不过是从上一级官场到下一级官场罢了。从接待的到汇报的，从参会的到陪同的，除了个别经过“精挑细选”的群众外，其余全都是官员，平民百姓没有几个有机会接近领导。自己不习惯耳朵向下，也不让上级领导听点原汁原味的“基层声音”。
由此萧宸想起一则“旧闻”。1953年2月23曰，在金宁视察的[***]，要前往中山陵晋谒。为了便于警卫，有关部门曾打算另辟一条上山小路进入陵门，并准备把游览中山陵的群众疏散出去。[***]得知后风趣地说：“堂堂的华夏人民共和国主席祭奠革命先辈，走小道成何体统嘛！我就要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