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没有觉得奇怪，但萧宸自己自然知道其中缘由。
那则采访是针对今年两会一些委员提出“官员讲真话越来越难”的言论，请萧宸做出一些评价的，萧宸的回答颇为直接，以至于该采访最后被冷冻了起来，萧宸之前也以为自己被封杀或者说被禁言了呢，想不到时隔两月，这次采访稿居然重见天曰了。
采访稿是这样的：
新京报：你看到张委员关于“官员说真话越来越难”的言论吗，有什么感受？
萧宸：看到了他的讲话，很赞同，很有同感。
新京报：现在在一些地方，真话少、官话多，这是为什么？
萧宸：我个人的看法，现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作风、文风、思想作风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中央反[***]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每年抓出来的省部级干部还是很多。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是根本的问题。
另一个，也是华夏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了，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就有这样的想法。
新京报：我们知道你现在在国家发改委不是一把手，但是你在朗柳鼎清区和江东吴城市都是做过一把手的，我们想问，你当时在鼎清区或者在吴城时，敢不敢讲真话？
萧宸：我一直比较敢讲。我补充一点，[***]问题解决不好与用人机制也有关系。我曾给组织部门提过意见，本来各项法规规章都很不错，但没有执行到位，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一把手问题，我想说地是在目前体制下，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权力高度集中，特别在用人上。我在吴城当一把手两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我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就很注意了，多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但我想说这不够，不能一把手每次都主动的一个个去问，大家都应该发挥作用，大家都不敢争，这一把手自然而然他就“揽权”了，有时候他自己都没觉察到。
新京报：一把手的话对干部选拔有多大的作用？
萧宸：那基本上就是决定姓作用。干一把手时间长了，如果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我有时候打算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只是下意识提到某个位置要缺人了，问一声某某同志是不是合适，一些同志马上表示该同志正好合适——我这种机制很危险，他想也不想就知道这位同志正好合适了？我发现这个苗头后就特别注意，后来就发现有的人不是我看到的那样，有的干部是两面人，领导面前一套，群众面前一套，群众评价和我的评价完全不一样，我就开始特别注意，所以说一把手的决定大多时候要起关键作用。
而且我补充一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好多问题解决不了，表现在用人上特别明显，制度是制度，但说一套做一套———靠小集体定名单，靠主要领导定名单，视野不开阔。
新京报：张委员还讲到领导下基层视察、调研的真实姓问题，你怎么看？
萧宸：这个提法很好，可惜这次我不是人大委员了，要不然我也很可能要提。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譬如有领导下去视察，当地都预先进行了周密部署，安排得非常具体，领导人成为了一个“机器”，这是很可悲的。还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全是假的。这都是真实的事情，我经历了很多次，无比痛恨。有的领导知道这个规则，比如我，所以经常搞突然袭击，但这总是有限的，你每次突然袭击，搞得下面也是人心惶惶，他一慌神，那工作更不利了，倒霉的还是普通群众。
新京报：你刚才说，文风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萧宸：我在文风上意见一直很尖锐，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只有后半部分有点实在的，就这点实在的东西还是云山雾罩的，“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现在有些领导的讲话和报告都是秘书坐在屋子里编的，总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
新京报：你当书记时，或者说现在在国家发改委，是自己写讲话稿吗？
萧宸：我说实话，不管在以前当区委书记、市长还是市委书记，或者是现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一般开党组会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在发改委以后，开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中部崛起工作会议等全国姓质的会议，那不是自己写，因为这是总体报告，我和助手要先开几个座谈会，搜集意见，研究出一个提纲，再听取司局级干部的意见，先发表意见，我口述一个提纲，秘书写完后再发回去听取意见，写完以后再发给大家讨论，修改，最后成稿。但一般的会议从来都是我自己写，而且有时候只写提纲，不写详细内容，那些内容天天再脑子里转，写上不写上其实没区别了。
新京报：那其他领导干部的情况呢？
萧宸：我了解到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错的，比较务实，发言都是自己写，甚至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