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图，以及重大的人事变化。新闻报道不仅是晴雨表，也是政治方向标。
新闻所谓的价值，与新闻的阅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活动。新闻其实是语言的控制者根据经验给出的非自然的结果。
媒体要解释什么和不解释什么的问题，其实是谁掌握了发言权，谁就掌握了解释权。读者明天要看的东西媒体的掌握之中；你要他看什么，他就得看什么。在媒体是涂涂划划，可在读者那里却是权威发布，成了可以引用的东西。
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些没有办法写成白纸黑字的东西，何况一个社会。
和媒体较劲大多数是自讨苦吃，最好的办法是迅速找到关键人物进行沟通，息事宁人。
真相捂得越严实，谎言就越流行。
新闻的工具论具有两重姓：一是新闻从诞生那天就是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宣传工具，不管新闻使用什么样的语言，选择什么样的所谓事实，其最后落脚点还是工具上。应该说这个工具的威力是极其强大的，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另一层面是指受众，他们把新闻当成提高学习的工具，也利用这个工具来达到一些个人目的。正因为有新闻工具论，才导致了新闻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权力。这个权力在今后会越来越膨胀，它在解决了真与假的问题后，开始围绕制造矛盾、解决矛盾这个怪圈不断达到预期的轰动效果，使新闻在满足一切后再摆布一切。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又很难用法律去丈量。
媒体是座资源丰富的宝矿，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和经验去挖掘了。
舆论会象一把利剑不见血地刺中要害。但这把利剑是双刃的，未伤人就肯定伤自己。
中西媒体的差别在于，华夏的媒体隶属于政斧，而西方的媒体是不属于政斧的。
事实上，正是由于一种天然的对立，媒体才有其“第四种权力”之意义，而政斧对媒体的戒备亦由此产生，此一现象不分国别，西方国家也如此。只是在有效利用此种“对立”的意识和能力上，西方更富于政治经验；而华夏对西方记者的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在信息传输越来越发达、公众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今天，压制媒体报道和封锁消息显然不是聪明的做法。没有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造成的基层政斧的政治[***]，萧宸甚至认为这是华夏社会保持最低限度公平的最大障碍，也因此成为华夏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最大不确定姓因素。
萧宸的廉政灶和禁酒令被看做是他上台后的第一把火。但他其实不想烧什么火。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火从何烧起？新书记一上任，靠什么打开局面？就要靠批评，靠舆论监督。这批评和监督的，都是前任的问题，和他没有关系，当然毫无顾忌，而这些问题正是他建立政绩的机会。还有，他还需要借此机会整顿吏治，那些和他不能同心同德的，那些和前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借问题的揭露，正好换人。
如果新来的书记在这个位置上干上几年，成为老书记之后，便不再让人对他的工作指指点点，品头论足了，因为这个时候每揭露出来一个问题都和他有关。所以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大唱赞歌，要加大报道的力度，要对他的政绩说足说透。所以老书记要稳定，搞新闻的战战兢兢；新书记要批评，搞新闻的更是战战兢兢。
让批评不好，不让批评也不好，都是人治的产物，都是让新闻界为难的事情。只有当舆论监督得到法律的认可，依法进行监督，而不是新来的书记要批评的时候，这样的监督才是真正的监督，这样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批评。
监督要等领导的指示，这是因为：
一是，没有领导指示的时候不能监督。因为许多有问题的地方都是有背景的地方，没有领导的指示，哪个动得了。
二是，要在领导的具体指导下才能监督。监督是件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经济要发展，市场要繁荣，百姓要就业，你必须开绿灯；没有领导指示的监督，就是为经济发展制造障碍。
三是，有了领导的指示才知道怎么监督。监督不是按照法规监督，而是要按照领导的意见进行监督，这样才能使监督有利于经济发展；只有根据领导的指示，你才会从大局出发，把握监督的时机、监督的重点、监督的尺度，才不会出现负面效应。
四是，只有根据领导的指示进行监督，才不会滥用权力。要知道，我们监督部门的权力是党给的，是人民给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用得不好，就阻碍经济的发展。
五是，只有领导指示了，我们才敢监督。不要以为监督是依法办事，你依法办事了，人家却不依法理解你。不仅给你制造障碍，还反过来找你的毛病。
这就好比政论文章要在市级以上党报党刊发表，没有一定职务，一般人是绝对发表不了的。政论的发表不在于文章的内容有多扎实，结构有多严紧，水平有多高，而关键在于作者的职务有多高。有些刊物，职务达不到一定的挡次，是一个字也不能发表的。问题不在于你文章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