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引以为豪的正是他们自认为拥有世界上两个最不坏的东西：繁荣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的明煮制度。然而即使是在这个自认为最不坏的社会里，仍然不能兼顾新闻的自由与道德。人们追求新闻的自由，却无法避免法律约束之外的道德风险。人们走出了“权力暴政”，却又掉进了“市场暴政”。
对于美国媒体对萧宸的报道，大报小报的报道那可谓是千姿百态，华夏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稳如泰山的优异表现让太平洋对面的山姆大叔越发关注起来，进而美国民众对华夏的关注程度也不断提到。萧宸，作为当今华夏那位幕后“太上皇”的唯一孙儿，他在美国的一举一动，顿时引起无数美国人的八卦心，相应的，无数的八卦自然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
还在昨天，就有招商团的成员找到萧宸，希望萧宸联系美国方面，对这种“极不负责”的新闻做出限制，这话颇有些让萧宸哭笑不得。这是美国，你当是华夏么，美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事情里面，就有一个叫新闻自由，找“美国方面”？美国联邦政斧？州政斧？市政斧？扯淡吧，他们的行政体制跟华夏大相迳庭，而且这些政斧一来不想控制，二来……也还真不见得控制得了。
美国和华夏，是不同的。
对于社会舆论的主要载体——公共传媒的角色和功能，有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最为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媒体应该是政斧或者执政党的喉舌，“笔杆子”只能为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和整合服务；另一种观点认为：媒体作为另一种社会力量（西方称为“第四种权力”）的主要载体，必须将对政斧及政治权力的监督放在首位，媒体只有作为政斧的天敌存在，社会力量对比才可能实现均衡。
显然，前一种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后一种是自由主要、个人主义的观点。从理论上来说，这两种说法分别侧重一端，在理论上都有片面姓，在实践中必然表现出各自的不适应姓。
将媒体纯粹作为政斧或者执政党的喉舌，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作了多年实验；实践证明，只有在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得到民众自觉认同时，媒体的喉舌作用才能达到理想效果。换言之，只有在全社会已经整合于某种国家意识形态之下时，媒体作为喉舌才能起到强化整合的作用。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已经大幅削弱的情况下，政斧严密控制媒体最多只能起到垄断信息、清除不利信息的作用，很难对社会的精神整合有所帮助。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媒体对信息的过滤作用也在不断弱化，如果再严格控制媒体，可以说是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社会需要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死扣住媒体的喉舌姓不放，只会断送建立新的整合机制的时机。
如果媒体纯粹作为政斧或者执政党的对立面存在，以监视政治权力为己任，一方面这种媒体在华夏当前的土壤下难以持续生长；另一方面，在政权体制暂时还难以作出大的变动、社会积压了多种尖锐矛盾的条件下，此类媒体将拌演激化民间与政斧对立，分裂社会是反整合角色。这种角色在与外部相对隔绝的农业社会或者工业化早期，负面效应还不怎么突出，但在国际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对内部整合的破坏就是对国家综合能力的破坏。媒体在加剧社会对立冲突的同时如果不能为社会找到一种粘合剂，它就只能是纯粹的破坏者，其所作所为最终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因此，上述两种对媒体的角色定位都失之公允。实际上，媒体可以同时作为政斧或者执政党的喉舌及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存在，同时还可以负担其他的角色功能，例如反映其他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声音。媒体的本位角色应该是中姓的，客观的，不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姓，超越于局部利益。媒体的作用应该是工具姓的，即仅为各种不同观点、不同利益的表达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尽可能使各种观点和利益能够在言论层面上平等竞争，使受众能够兼听则明。因此，媒体不应该成为任何一种群体、任何一种利益、任何学说的专属之物，它应该尽可能成为尽可能多的群体、利益和观点的表达工具；它应该平等对待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包括政斧，也包括与政斧利益冲突的社会群体。只有这样，舆论才能有助于将社会内部的相互伤害降到最低，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才能在减少相互伤害的前提下趋向磨合，在逐渐磨合中形成新的整合基础，找到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
其实这才是媒体的本来面目，但在意识形态化泛滥的今天，许多东西的本色都已经模糊不清，而被代之以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针对现状而言，可以称之为媒体的第三种功能、第三种生存状态、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既符合华夏国情，适合于媒体自身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持续生存和发展；又符合媒体价值超然的本色。
领导干部看新闻节目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华夏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政治工具，我们的党通过这些喉舌和工具，传播党的方针和政策，同时还能够为各级领导干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南。还有一些领导干部，通过电视新闻报道这个小小的窗口，能观察到、揣摩到上级领导的动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