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越好。其次，在是否和项迪豪打交道这一点上，万砚方有极为强烈的坚持；原因究竟如何？万砚方并未明说，他只告诉毛庆祥和李绶武：“项某人身上背了一宗十分奸险的疑案，此案不查个水——石出，这人便信不得。”
如此一来，二十万两黄金即便起出，却不能顺行南下，直入闽、台海域——原因无它：在这个区域中往来活动的海船皆属项氏集团所有，船上皆装置着新式雷达，一旦经其侦知，必定会通报沿海各埠的水陆交通稽查处、乃至各地交通警察局，如此则辗转又为“保”字号儿里他山头派系所掌握，虽说最后还可由“老头子”亲自出面收拾，毛庆祥本人却直似砸了差使。
然而万砚方给定的策却单纯得多；由老漕帮方面准备四艘船体坚固、且加装了燃油动力机具的河船，于某日某时、准点准刻在黄泥塘待命。一旦黄金起出，即分装于四船之上，出河入海、折北而行，沿途不贴岸、不靠港、径赴青岛。
之所以选择青岛，万砚方并未明说缘故，然而毛庆祥却不得不深自慑服。因为青岛当地原本有那么一个由日本人创设的鱼市场公司，叫“青岛水产统制组合”，非但垄断当地的水产捕捞和贩卖，甚至还自占一方码头。抗战胜利之后国府派员将之接收，便归属“三有公司”旗下，成立了官商合办的鱼市场。毛庆祥一听万砚方点出青岛，立刻想起这“三有公司”接收的物业来，不觉拍案叫绝——因为那鱼市场自有的码头与军事码头恰恰相邻，连仓库都祇一墙之隔。
这个暗渡陈仓的计划祇须打通一个关节，便告成功；那就是如何将数量和价値如此庞大的一笔黄金混充军需物资、挟带上舰，而能于装卸之际避过军部查验人员耳目。
说到这个细节上，李绶武将视线从迢递无涯的夜空深处转向家父，道：“从三十八年二月下旬开始，一直到五月中旬，你老弟每日里早出晚归、马不停蹄地在各兵站之间，都干的什么活儿来？”
“盘点大军物资。”家父说罢，登时会意地苦笑起来，道：“我明白了！所谓“暗渡陈仓”，便挪是趁我盘点过后，贴上总监部查验封条，你们再伺机从隔邻鱼市场仓库破壁而入，将军需品卸下，换装黄金，再贴回封条——且慢，我是在那年五月十六日请了个长假，开始列表做帐的，之前三天，我到过军港码头仓库——”
“一点儿也不错。”李绶武接道：“正是三十八年五月十三号夜里，二十万两黄金封箱上车。原本是神不知、鬼不觉；可谁知道老弟你既在军职、又是庵清光棍，还偏偏刚缴了个盘点军品的差，舰上司令官立刻派人从装船物资查起，阴错阳差地查到了“老头子”密令交运的黄金。这才循“保”字号儿系统往上报，得知是“上元项目”，保密区分列为极密——”
“司令官是问起过“上元专案”。”
“黄金安全运到青岛鱼市场仓库的日子是二月十二号，也是上元节，才因之而命名的。”李绶武一面说着，一面紧紧皱起眉头，道：“至于那司令官之所以会盘问，恐怕正是上头的意思——不盘清问明，如何在一千五百多个老漕帮和洪英光棍之间找出负责“上元项目”的事主来，再杀之灭口呢？话说回来：万老爷子处心积虑、算尽机关，早就提防着会有这一手，是以才假借“新社会”忠贞干部、眷属名义向“保”字号儿请领了七、八百张通行凭证，为的还不就是要鱼目混珠，保住那位“帮朋”的一条性命么？那毛庆祥欠万老爷子一份恩情，不得不遵嘱发出。可又诚如你老弟所言：怕这拨人上了船闹哗变；便索性又同哥老会方面联络，请他们鸠集北地洪英，随舰南行，假称赴海南岛助战，实则祇是防范老漕帮光棍劫船——”
“据我所知，北地洪英原本不多，怎么也能凑上七、八百口人呢？”
““保”字号儿祇管发足一定数量的凭证，哪里顾得来谁是光棍？谁是空子？其实同老漕帮这边的情形是一样的——引伴呼朋、携家带眷，大伙儿都以为祇有舰上官兵要去海南岛打仗，他们则祇是搭个便船往上海、厦门逃难罢了。其中最冤的大概就是哥老会会首洪达展本人了——他在青岛有个外室，眼看怀胎足月，就要临盆，这才专程搭机北来探视，正好接下了这趟差事。原想凭他的威望，途中祇消知会舰长一声，便能在上海靠泊；殊不料五月二十七号上海就失陷了。依我说，这一番因缘际会，倒让多少心不甘、情不愿的人物就此有家归不得了。”
“羁旅在外倒不算什么；试想当年，若不是因为我多了重光棍身分而引起盘查，也不至于害那“帮朋”枉送一条性命——”
“老弟！”李绶武回眸深深凝视了家父一回，道：“你如此灰心失志，岂不太辜负我荐你往史编局作一番“学问”的心意了吗？”